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一）毛彭旧事 -- 史文恭

1959年7月17日，在知道林总等上山后，东哥并不急于和林总碰面，而是在当日下午五点到晚十点，召见周小舟，周惠，田家英，胡乔木，李锐。被召见者中，前两位是湖南的父母官，也是大跃进中表现优秀者，后三位（包括周小舟）是起草本次会议结论的撰稿者。这次座谈，据后来李锐的感觉，东哥的意思是，“这一次会议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也就是说，东哥的倾向还是纠左，但细品具体的谈话内容，事实上，不论是田家英，周小舟，或李锐的纠左进言，东哥都没有完全地肯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首先，东哥在之前的八个月中，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是事实，和他在此次庐山会议的倾向是一致的。其次，和这些彻底纠左的秀才们不同，做为最高位的东哥，他当然不会一屁股地坐在一边，毕竟他老人家自己是大跃进的首倡者。所以，他虽然肯定纠左，但这个纠左的力度和具体的措施，他是有分寸的。---那么，叫这些起草会议结论性文件的秀才们来，也就是东哥的一种“吹风”手段，希望这些秀才们领会他的意思，在给会议结论起草时，不要过于偏激。另一方面，这也是东哥“团结”大多数的一个表现，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处于孤立，而且，他们还会尽可能地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中间力量。东哥对这几位秀才的宠爱，在庐山会议上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此次已是第二次个别召见了，而且一起喝茅台，秀才们还敬酒等等。这说明了东哥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城府。---不过可惜的是，这些秀才们，（除了胡乔木跟东哥更久，也更聪明外，---事实上，胡乔木是这五位客人中，后来遭遇最好的一个。），由于年轻，缺乏历练，不懂得东哥的深意。---依然痴情地以为，东哥是无条件地站在他们一边的。----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就是在人与人交往之间，误解是普遍存在的，象东哥和周公这样心有灵犀的搭档，真的是凤毛麟角啊。。

在交杯换盏之见，周小舟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彭老总写过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周小舟这个鼓动者毕竟在此时还有忐忑。----东哥的回答是：“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这是一招避实就虚的云手，---但接着还有一手用意深远的劈空掌----“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即中央军委华北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东哥的这记劈空掌其实对这五个听众而言，略有点对牛弹琴，因为这五个都过于年轻，不知道东哥这话的后面浓重历史背景。----东哥和彭总之间的爱恨情仇实在太长也太久了。洛川会议在1937年，那一年，胡乔木25岁，刚刚到达延安，还是一个Nobody,周小舟也是25岁，已是东哥秘书，但这时候在新疆搞统战，周惠那时候才刚入党，年方20，田家英那年才16岁，还是红小鬼，李锐也不过21岁，---所以东哥提到的这件事，他们都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庐山会议三十年之后，李锐才若有所悟，其实是点给这些秀才，彭总历史上是犯过大错误的人。---因此，我们的目光不得不从庐山回到遥远的二十年前了。

1937年，对于东哥而言，是一个比较痛苦的年份。这个时侯，中国的命运，中共的命运，以及他个人的命运，恰恰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转折关头。---自前一年的西安事变之后，由于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出于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而需要中国国内一致团结对日抗战以拖住日本这两大原因，中共已决定和血战十年的宿敌，国民党联合。洛川会议的议题就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东哥的意见是：“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是TG要有独立性）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即TG要乘机扩张）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对国民党要又打又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要拿TG这时候一点点本钱去硬拼）-----从现在的观点看，东哥的这些提议，无论是为了TG的利益，还是为了当时抗战的大局，都是高瞻远瞩，非常重要和正确的。（坦率地说，当时国民党在抗战的组织和战略上都有极大的缺陷，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其内部是极为涣散的，其代表的阶级是落后的。因此TG在抗战中要坚持独立和扩张，绝对是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决策，也是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

但问题是，东哥的这些非常有远见，且非常”实际“的决策并不能在当时得到党内广泛的认同。---尤其是王明从莫斯科飞来后，党内的思想出现了混乱。----东哥后来对王明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他对中国的事情考虑的太少，为别人想的太多了。”---所谓“别人”，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王明为了苏联的利益，错误地认为TG应该无条件地和国民党合作，听从国民党调遣，（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具体到军事指导方针上，就要求当时兵力单薄的八路军主动和日寇打运动战。（即集中主力和日寇硬拼，而不是分散以发动群众。）---我们开头已经提到了，由于草地上东哥等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斗争，朱老总留在了红四方面军，所以后来到延安后，彭总就实际上掌握中央红军，乃至后来会师后红军，以及改编后八路军的指挥权。---当王明提出他的路线时，彭总和他所在的华北军委分委会，在提出的《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把“运动战”放在“游击战”前面，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彭总当时还特地去武汉拜会王明。----这一点对当时的东哥而言，是非常心痛的。

---我们必须了解，东哥在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条路上，走得是非常艰苦的。----他老人家天资卓越，慧眼独具，中共一大的代表里，只有他老人家是亲手开创出一个井冈山根据地并发展为后来最牛的中央苏区，（张国焘不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开创者，而是后来中央派过去的钦差大臣。），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抓权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手段，但我们知道，当初，朱老总和陈老总带南昌起义部队上山，后来红四军开会，东哥就被夺了权，陈毅成了前委书记，后来中央苏区搞出来了，东哥拼死拼活，打退了三次蒋委员长的重兵围剿，结果被国民党抓的在上海立不住脚的中央一到苏区，他又被夺了权，成了一个“鬼都不上门”空头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尤其痛苦地是，对于他一手创立起来的基业，博古，洛甫，李德之流“崽卖爷田不心疼，”活活糟蹋了当时红军大好形势，最后落得开始大突围的长征。---在这样的教训面前，东哥改变自己同样高傲的个性，折节下交，和洛甫，王稼祥一起，在遵义会议上，夺回军事指挥权，成为三人团核心。（这个时候，东哥还只是军事核心一员，还不是党的领袖。）---但后来，东哥在指挥部队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东躲西藏中，由于跑了比较多的弯路，部队比较劳累，还是引发了部队指挥员的不满。红一军团长林总，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请毛、周、朱德随军主持大计，请彭总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与此同时，1935年4月中旬，胡服同志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也感到部队中对「只走路不打仗」的强烈埋怨，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但胡服拿着电报要三军团长彭德怀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认为电报所述内容与他的看法不同，拒绝签字，杨尚昆则在电报上签了字。（事实上，后来庐山会议上，胡服同志揭露，这封电报的大意彭总是同意的，但却不愿在电报签字。）

因此，东哥为此马上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批评了林总和彭总。（东哥并据此认为，林总的信是彭总挑拨的。这个误会一直到到庐山会议时，彭总和林总当面对质时，才由林总说明白。---但这个印象却留在东哥心中已经二十年了。---而且彭总当时未必对东哥没有意见。）

当时的东哥，刚刚获得失去很久的权力，恰如失恋不久的女孩才步入另一段感情，看到对方有外遇的征兆时，反应自然是很敏感的。

同样的，这一次，王明“从天而降”，由于后面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也让东哥感到了威胁，而彭总的举措，无论如何，又触动了东哥掩埋的回忆。----对于出身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长，现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总，东哥本是对他有所倚靠的，但彭总的无心之过屡次伤到了东哥最敏感的部分，这一些埋藏已久的炸药，随岁月的流逝，由于彭总和东哥两位鲜明的个性如生姜老而弥辣，并未随之失效，反而更加危险，在1945年，通过整风运动，彻底建立其牢固领袖地位的东哥，终于对彭总的以往过错进行的清算。这就是著名的华北军队和地方工作座谈会。。。

召唤土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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