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顺史 第一章 明末农民起义和肇祖高皇帝 高迎祥 -- 清道斩斫田令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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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斩斫田令孜:【原创】顺朝早中期史纲 导言

第一章 明末农民起义和肇祖高皇帝 高迎祥的历史地位

在上一卷《明代史》中，已经详细讨论了明末政局的演化和败坏，以及明王朝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失败。这里，我们不再重复这些话题，仅就与新顺的兴起有关的历史知识做简单的回顾。

明代中期以来，政局逐渐败坏，从皇室到到官绅的土地兼并活动越来越实无忌惮。）陕西地区是明朝西北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明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例如在陕西东部约有耕地三十八万九千余顷，藩王即占有百分之五左右。在乎、庆、临、巩四府，藩王占地一万六千余顷，占这一地区总耕地面积二十五万三千余顷的百分之六强。藩王凭借权势，享用财富，对佃户压榨，成为巨富。河南地区有藩王八人，号为“八王”。也各占良田数万顷。闯王军队（当时还不是顺朝）进入河南时，即以此作为政治宣传。土地逐步集中到皇室贵族和地方乡绅手中，地方农民——主要是较为贫困的自耕农和佃农——完全散失生活保障。这是陕西这个干燥艰苦省份的第一重隐伏的危机

西历1598年以来，由于满洲人在东北的兴起，明政府加派辽饷，陕西由于地理贫瘠，负担较之长江流域较为富庶的省份尤为沉重。赋税是加于陕西的第二重危机。

按照唯物史学提出的观点，“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灌溉设施成为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依靠人工方法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上以来官方的管理，一旦官方疏懒，这些水利设施必然败坏下去。万历朝以来的历次黄河决口和长江水患正是如此。而在十七世纪早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在小冰河期的灾难之中。崇祯年间，灾荒更加频繁。陕北尤为严重。灾荒是陕西的第三重危机。

1627 年春，陕西再次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时有所闻。当朝廷无法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个省的东部和中部。陕西地处西北，榆林、绥德、延安均设军卫，军户耕种屯田，极为困苦。军官奴役兵丁和耕种的佃客人丁，称为“奴客”。他们遭受着比一般农户更为严酷的压榨。农民叛乱爆发后，这些军户即纷纷参加，虽然明代的军户早已败坏，但陕西作为九边之一，军户相对于普通的贫民，仍旧有较高的组织性，

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在连年灾荒之后，向饥民催逼赋税，激起农民的反抗。三月间，农民王二聚集饥俄的农民数百人，问：“谁敢杀张知县？”大家齐呼：“我敢杀！”饥民拥入澄城县衙，杀死正在坐堂的张斗耀，举行起义。愤怒的贫民以王二和钟光道为首，进而聚集饥民和逃兵，扩大队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韩城的芝川镇。又西去宜君县，打开监狱，放出囚犯。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树旗立营。

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在前述的三重危机之下，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之后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陕西府谷县爆发了王嘉胤领导的叛乱印证了这一点。和王嘉胤一同举事的领袖还有号称杨六郎、不沾泥（原名张存孟）等人。起义者聚集饥民，劫夺地主富户的粮食。官府前来缉捕，即与官府对抗，发动起义。王二的叛乱部队在这年冬季与王嘉胤部会合，据说有众五、六千人，在延庆的黄龙山聚集。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政府军杀死了王二，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王嘉胤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处，西南至延安、庆阳。一六三一年，又东向进入山西，到达阳城。起义群众发展到三万多人，有将领一百余人，并设置左丞、右丞等官职，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军。大顺朝的肇祖悼皇帝，闯王高迎祥，就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他还没有被追谥的阶段，我们还是以闯王高迎祥来称呼他。

闯王高迎祥

高迎祥的出生年月和家庭出身不详，按照顺朝中叶流传的民间评话《义旗英豪录》是这样描述他的出生的：

就在这大家渐渐没了活路的时候，天上降下这肇祖皇帝来，这圣人出世，老天亦便不来作祟，雨顺风调，当年陕西便得了一个丰年。带的肇祖皇帝长达成人，一匹劣马，一条木枪，踏遍了八百里秦川，倒反那黄河两岸……

由此看来，高迎祥“应该”生于1592年左右，根据是那几年，陕西旱灾频仍，偏偏在1592年是个丰收年，尽管只是相对于陕西的条件来说——这自然是因为有圣人降世才有的祥瑞。总之在1627年王二、王嘉胤起事的时候，高迎祥应该正值壮年，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而又老于事故，这些对领导一支叛乱的流民是不可或缺的。

按照顺朝官方史书的记录，一六二八年，汇集在延庆的“起义军”仍旧是流民的集合体，他们被当时的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转入山谷。他们面对的无外两种结局：要么死于饥荒或者被官兵剿灭，要么在天灾过去以后（以我们的历史知识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四散回家。

然而，高迎祥在安塞发动暴 动，他率领的流民与王嘉胤会合，当时，这只是被人看做流民队伍之间司空见惯的互相吞并，没人知道这会产生多么大的波澜。就像最俗的俗语所说，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而车夫黯然不觉。

除却王嘉胤高迎祥这一路流民以外，陕西各地，民变和兵变不断，虽然大多数被朝廷军镇压下去，势头却越来越猛烈。他们逐渐汇集起来，按照顺朝官方的说法，汇集到闯王高迎祥麾下。

早期的流民队伍，还不是起义军，他们表现出种种幼稚的特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推翻一个衰朽的王朝并取而代之。流民的组织也非常松散，饥民往往拖家带口，队伍盘杂，号称数万人的流民队伍中，能出战的往往不过几百人。流民中有不少叛军和军户子弟，拥有不等的军事知识，但流民领袖们在最初并没有加以利用。各路流民都跟随着自己的头领，这些头领的外号往往也是这一路流民的外号。各路流民往往各拥首领，整个陕西的暴动饥民并不是一个有力的整体。

按照顺朝官方史书的记载，大约在1830年的时候，流民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有近10万众。东路则以王嘉胤为首的流民同盟，有重要流民领袖王自用，高迎祥等人。正是在高迎祥的建议之下，设立了左右丞（紫金梁、白玉柱），并将各路流民编成36营，由众头领统帅，初步建成了组织。这时，东路的流民才可以初步称作农民军了。由于高迎祥承担了整个组织结构的规划并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和威望，从而成为农民军最高层的领袖之一

由于官军的追剿和陕西严峻的经济情况，流民从1829年开始零散的进入山西。东路的农民军则在1830年大举进入山西。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1年四月，王嘉胤在阳城与明延绥副将曹文诏部作战，败死。农民军推举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为领袖，与其他领袖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率领部众继续作战。在高迎祥的建议下，王自用结集所属三十六营起义军转战山西，向晋东南发展，直到黄河以北，进入河南济源地区。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农民军分三路进军，东路据泽州、潞安，西路攻平阳，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带州县。各地饥民纷起响应。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1633 年初，政府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农民军取得一连串胜利。四月，王自用战死，农民军再次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濒临崩溃。但高迎祥显示了他的领袖才能，统率张献忠、罗汝才（号称曹操）、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号称闯塌天）等，合三十六营渡黄河，当年12 月攻陷渑池，到达卢氏。农民军由当地矿工作向导，越过崎岖山路，经内乡到郧阳，分兵出击。张献忠部攻信阳、邓州，经应山至商雒。马守应部五营攻南阳、汝宁，经枣阳、当阳、归州、巴东入四川，破夔州。次年回军郧阳。这些地区由于受到1633 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到处都是饥饿而愤怒的流民。当农民军不去他们的老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经过这些地区的时候，就得到了补充兵源。

在陕西的流民被镇压之后，明朝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流民的陈奇瑜（1616 年进士，1648 年去世）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专办“流贼”。陈奇瑜率师赶到均州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领兵会讨。陕抚练国事驻商雒遏制起义军之西北，郧抚卢象升驻房县、竹溪遏制于西，豫抚元默驻卢氏遏制于东，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遏制于东南，对起义军四面围剿。农民军遭到明军的围剿，在乎利，乌林关、乜家沟、蚋溪等战役中连续失利，伤亡惨重。1634年六月，高迎祥农民军误入兴安县的车箱峡，陷于困境。

车箱峡长四十里，四面悬崖峭壁，号为“绝地”。农民军误入这个“绝地”后，乡绅武装垒石断路，从山顶投石飞击或掷火焚烧。起义军无法突围。

明朝的官方记载称，总督陈奇瑜按照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故策”，向农民军招降。“贼性伪诈”，假装投降。

顺朝早期的《顺太祖起居录》——这是在太宗李过时期编写的——李自成回忆：高迎祥谋士顾君恩策，贿赂明军总督陈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陈奇瑜将起义军每百人编为一队，派遣安抚官护送他们回家务农。等一出栈道，高迎祥就命令李自成等，将五百多个安抚官杀掉。

而顺代中叶官方出版的《二祖纪》则称，在车厢峡中，高迎祥认为，陈奇瑜“可信”，农民军可以某个较好的条件解散回乡，李自成则坚持认为应该战斗下去，“唯死而已”。出峡后，李自成自作主张杀掉安抚官，是为了“路绝矣，闯王勿退”，断掉了高迎祥的退路

总之，高迎祥在离开车厢峡后，摆脱了官军的控制，联合各部起义军接连攻下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县。起义军脱离危境后，在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击，一路北向庆阳，一路南奔郧阳，一路东进河南。

据《绥寇纪略》卷三记载，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农民军将领曾在河南荣阳集会，商讨对付明军重兵围剿的作战方案。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入山西，张献忠表示反对，但又提不出确实可行的计划，因此发生争执。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议将起义队伍统一组织起来，依据作战需要分成几个方面军，分头出击，配合对敌。

顺朝官方史书说，李自成分兵的意见得到与会将领们的一致反对，唯有高迎祥看出了这个建议的价值，觉定分兵拒敌，四路进军的作战方案。贺一龙、贺锦南御四川、湖广敌兵；马进忠、横天王（后增李万庆、许可变）西挡陕西之敌；罗汝才、惠登相扼守黄河沿线，抵挡开封、归德、汝州方面明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向东出击，插入敌后；马守应、九条龙为机动部队，往来策应。无论那一路获胜，所得战利品各路军统一分配。

荥阳会后，高迎祥按照大会议定的进取路线，指挥起义军主力分三路东下。势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连攻下固始、霍丘、寿州（寿县）、颖州（阜阳）等数十州县，杀死颖州知州尹梦鳌和在乡尚书张鸣鹤，直逼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明朝在这里设有留守司，辖八卫一千户所，又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新军六千多人，由一个巡抚、一个太监负责护卫，戒备森严。

农民军大队抵达凤阳之前，秘密派遣三百名壮士化装成商人、僧道、乞丐等潜入凤阳，在大军进攻时作内应。明朝士兵和当地人民也痛恨守陵太监贪虐，主动为农民军带路。高迎祥、张献忠的部队顺利地占领凤阳。

农民军占领凤阳府后，释放囚犯，烧毁明“皇陵”和“龙兴寺”，杀死留守署正朱国相，歼灭敌军四千多人。在这里，中国传统上的福瑞，如秦代的白蛇，元末的石人一样，凤阳出现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揭示了起义军政权的天命。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后，逮捕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处死。将巡按御史吴振缨遣戍。

农民军在凤阳驻了三天，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争执，发生了分裂。张献忠率所部向东南发展，转战于江淮流域。李自成随高迎祥西北走归德（商丘），与罗汝才、惠登相等部会师。

同年，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又相继转战到陕西境内，击毙明军悍将艾万年，曹文诏战败自杀，农民军获得一系列胜利。

一六三六年七月，高迎祥率部经汉中之石泉，出陈仓、子午，打算进攻西安。途经周至黑水峪时，遭到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兵的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明军祖宽部来援，高迎祥战败被俘被送到北京，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顺朝的官方史书把高迎祥塑造成一个出身贫寒的领袖，一位英明的统帅，一位受到拥戴的智者，然而，从明朝的记录来看，高迎祥不过是明末众多起义头领中较为杰出的一员。在李自成称帝以后，高迎祥本来会向明初的刘福通那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一个和高迎祥毫无血缘关系的人，高一功，及顺朝的第四任帝世宗，也是高氏顺朝的开创者，将高迎祥尊为自己的“义父”，追谥为“肇祖”。有可能是出于对主帅的尊敬，但更有可能，是为了高氏政权的稳定。

顺朝自太祖李自成，经过太宗李锦，传到了世宗高一功手上。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权转移是有先例的，即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以及五代时期的帝位转换。既然作为大将的高一功可以继承李锦的皇位，那么别的大将也可以继承高氏的皇位，因此，高一功必须找一个说法，找到一个法统的渊源。因此，“义父”，“肇祖”高迎祥就应用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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