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汉初，诸侯王对于自己的封地有几乎完全的管辖权，可以自行委任除丞相以外的一切官职，而且与朝廷一般无二，“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诸侯王在自己的王国内大权独揽，还拥有可观的赋税收入，简直就是独立王国。这样，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和广大的关外地区就成为了实际上平行的二元政治结构体系，在如吴国这类的老牌诸侯国内，在刘濞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实力急剧膨胀，据史迁记载，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一更，辄于平贾。岁时问茂材，赏赐闾里”。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邦建国后至汉文帝下诏三十税一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号称休养生息的汉帝国中央政权一直实施的是十税一的赋税制度，百姓的生活仍然比较艰难，相对而言，吴国的清平政治对广大贫困的老百姓来说不可谓没有吸引力，史迁所说的亡命者，很可能大部分是生活无着而亡命至吴国的农民。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刘濞在治理吴国方面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的，而这最容易招致专制统治者的猜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专制统治者往往会有心理极度膨胀的现象，会出现世人皆愚我独清的狂妄心理，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能力超越自己的人便极易心生嫉恨，会产生某种被害的妄想症，于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打击竞争对手，甚至不惜在肉体上消灭威胁自己帝位的人。就吴王刘濞而言，史书中记载他图谋造反的证据实在比较牵强，比如，《汉书》中记载吴王“盗铸钱”，而类似的记载在《史记》中却是“益铸钱”，一字之差，性质便截然相反，联系到文帝时期的佞臣邓通可以文帝所赐之铜山私自铸币，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自铸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只不过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罪名罢了。史书中记载吴王在很早就有了谋反的念头，甚至用刘邦封王时看出刘濞日后有谋反之相作为他早有谋反之意的证明，而联系刘濞起事之初，在动员之际所说的话“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似乎刘濞并非在兵源上做过很充分的准备，有点类似临时征召的味道，从这些迹象来看，七国之乱很有可能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而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假如各诸侯王真要反，那么诛灭吕氏之际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实际上当时的齐王已经做好了进京的准备，吴王也不是没有机会，那么好的机会没有举事，怎么会在几十年后中央政权日益稳固的时机下仓猝行动呢？实在令人费解。

不管如何，这场叛乱终于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七国之乱后剩下的诸侯王的日子更难过，朝廷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监视，首先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官制级别，《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鏊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汉书 元帝纪》上载：“初元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硬生生将诸侯相的级别降到朝廷所委派的地方行政代表的级别之下，以此来削弱诸侯王在地方的权力；同时对于在诸侯王系统内担任过官职的人，实行差别化的歧视政策，在升迁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对于这些担任过诸侯王体系官员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有可能成为他们人生的某个抹不掉的污点，对他们今后的仕途有着莫测的影响，因此，两汉的官场中人大多不愿意到诸侯国任职，比如汉初刘想让御史大夫周昌去赵国为相保护年幼的赵王如意，“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刘邦明确承认担任地方诸侯相是“左迁”，作为爱惜自己仕途的官宦们而言，自然就视到诸侯国任职为畏途，甚至百般推脱，《汉书 王吉传》记载：“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诸侯王身边没有能够依靠的能人，其行政权力完全被架空，成为一具躯壳而已，而小人佞臣充斥在诸侯王身边，对诸侯王施加种种不良影响，比如霍光曾一次诛杀昌邑王贺的随从二百余人，指责他们“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更有甚者，有人以告密作为晋升的密术，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被如实或夸大反映到皇帝的耳中，这让诸侯王感到举步维艰，完全被孤立了起来，朝廷对于诸侯王的防范，几乎和防范匈奴无异，朝廷曾多次下令，高五尺六寸以上的马，十石以上的弩，都禁止流传到关外的诸侯国的广大区域。这种种防范措施说到底还是由于一种心理上病态般的恐惧感，对于诸侯王而言，不啻为严酷的精神虐待，因此有些诸侯王索性放荡形骸酒色无度，有些诸侯王从文学中定位自身的价值，两种做法都完全放弃了政治上的追求，以求得朝廷对自己的精神枷锁的解除。但即便如此，诸侯王仍然没有好日子过，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重重困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