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是耶非耶白门柳----秦淮八艳之顾横波 -- numzero

本文的主题是写顾眉，本来不该在龚鼎孳身上着墨太多，然而顾眉对龚鼎孳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正如《南归舟中述怀寄秋月》所言：

虎噬都无避，蛾眉那可捐？

不妨投昊??，幸有(左属右立刀)芝田。

江今头皆黑，扬雄字尚玄。

浮沈聊复尔，草土独休焉。”

“宁遭虎噬．不舍蛾眉，归守薄田，甘投有昊。江令黑头，幸此身之未老；扬雄玄学、料问字之有入。盖将浮沈草土终矣。数语颇不失为丈夫气，但亦惟为横波，而后有此气节。”(《横波夫人考》)这话虽太刻薄，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是，龚顾实为一体，欲知顾横波，不可不先知龚鼎孳。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孟森先生指龚鼎孳为人无耻，势利富贵，本人无论如何是不敢赞同的。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其中孙之獬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抢着剃头无处站班的降臣，他的全家男女都早早改了满装以取悦新主。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多尔衮的亲信。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眉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和满族大臣们有意袒护三人，硬说这是汉人嫉恨三人率先剃发而蓄意陷害，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鼎孳曾降李自成，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城破之时与顾横波双双投井以殉，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过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真心话，并非自我开拓。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降于李自成时也为北城御史，看来连大顺政权也颇知他的志向。他的才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然而仕途却不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原因却往往是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不能分开。

读《清史稿》，龚鼎孳在顺治初为左都御史时究劾颇多，显然没少得罪人，与多尔衮冯铨结怨就不用说了。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京中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福临深恶多尔衮而敬爱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说起来，宣统不算，清朝入关后一头一尾的两个皇帝还真像，都是幼年继位，都是雄心勃勃，都不甚囿于民族偏见和祖宗成法，真心敬重汉族士大夫(而不像某些皇帝只是把汉人当看门狗利用)，力主消弥满汉之分，都受到太后的牵制而壮志难酬，抑郁而终，还都是痴情种子。福临因为满汉问题与太后和满族权臣多次爆发冲突，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何况顺治自己就是个为情癫狂之人，为了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他对于龚顾情缘和龚鼎孳想来不止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于是龚鼎孳在这次召还后，连连拨擢，青云直上，很快升为一品大员。顾横波也就此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

然而宦海无常，何况是在皇帝与太后及满族权臣政见不合，暗里相争的情况下。

顺治十二年，龚鼎孳的上疏再次牵涉到冯铨(此人之无耻一如既往，比如有一次皇帝问他，翰林官贤否，他明知道汉族官吏的才学远胜于满人，却回说什么“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列其多项罪过，结果遭到严旨申斥，“胀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被骤降十一级，贬为散职，补上林苑善育署署远，就是在上林苑看守蔬菜的小官。

虽然是以上谕形式加以贬斥，但这似乎并非顺治本意。试问，既然“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都发觉不妥，为何过去不假申斥，反而一再擢拔重用？而且，当龚鼎孳最初究劾冯铨时，皇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命指实”，还让龚鼎孳密奏。如果皇帝有意维护冯铨，何不立刻驳回，必令“指实”？等罪状摆出来再说没罪，那不是欲盖弥彰吗？使用“密奏”，又显然是有所考虑。由此看来，维护冯铨，重斥龚鼎孳恐怕并非皇帝本意，而是迫于满族权贵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冯铨纵有诸多不是，却是以汉臣拜倒满族脚下的典范，如果冯铨失势，就会长汉人志气，灭满人威风。

然而从这段上谕中，却不难看出龚鼎孳常在职权范围内维护汉人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一个明朝的降臣，有多大胆子，敢有意偏坦汉人，苛待满人？只因法有不公，他才校枉过正，尽其所能为同胞争一个公平罢了。而这次贬黜，虽因冯铨一事而起，实可视为朝中权贵对龚鼎孳之不满甚至猜疑的一次爆发。

有许多人，在官职卑微的时候，是很豁得出去的，一但平步青云，便贪恋起权势，变得谨言慎行，唯恐有失，而不惜自昧良心了。龚鼎孳却不是。以他的才华，若肯学冯铨，甚或钱谦益，何愁不得仕途平稳？然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抱定“做魏征”的志向，无论身为六品小官还是一品大员，无论汉族文人对他如何讥讽谩骂，满族权贵对他如何看不顺眼，他都不泯初衷，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这一点，是可敬的。就凭这一条，我也不能同意把他说成贪生怕死，势利富贵的无耻之徒。只可惜无论崇祯，李自成，多尔衮，顺治，都不堪与李世民比肩，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胸襟眼界更加不能和泱泱大唐的开放兼容自信进取相比，就算真有初唐名臣相佐，也不可能再造一个开元盛世和一个世界强国。

在这方面，顾眉始终是龚鼎孳的知音，也是支持他的重要精神力量，故他在这一年自咏曰：“神索风传台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笼得朝天笔，画日归来便画眉。”

龚鼎孳很快又受命往广东，而后再次赋闲，直到康熙元年始复职还京。从崇祯末算起，这已经是他仕途三起三落后的第四次复起了。 这一次，他历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累充会试正考官。由于他向以轻才好士，擢拔后进闻名，清初名流受过他提拔恩惠或出自他门下者不计其数，因而这一次起复后的仕途总算比较平稳，至康熙十二年死于任上。其中，康熙五年曾请假南归，却是为将顾横波的棺柩归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