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汉民族的内斗劣根和科举制度之间的联系 -- 思想的行者

中国历史上，自宋朝之后官员冗滥现象越演越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了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费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朝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如兵部事归枢密院，户部、工部归三司。设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判吏部之事。设判礼部、判贡院，判礼部之事。设判审刑院及详议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权使，有权发遣使之名。他如太常归判司礼院，太仆归群牧司，鸿胪归客省之类。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可谓一塌糊涂。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十分松弛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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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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