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5章 -- 马前卒

二十五 从萧条到备战

无论它许诺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在2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革命还只是一场值得关注的社会实验。或许它可以给俄国人带来面包、土地与和平，但短期内也仅限于此，一旦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工业国的发展前景看上去还是要比创痍满目的苏联要好的多。与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设想不同，共产主义革命率先爆发于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其余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恢复性的经济增长，勉强安抚了国民。因此革命未能象早期共产主义者预计的那样，立刻自发扩展到整个工业化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之间，苏联共产主义者只在农业国找到了一些弱小而不可靠的盟友，如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凯末尔政权。欧美各国中，只有工业经济差劲（直到二战开始，钢产量都少于比利时）却有大批无产阶级的意大利，以及靠近苏联且与其有宿怨的德国、波兰、芬兰等国能直接感受到共产主义对旧秩序的一定威胁。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苏联和它的邻国一样担心被入侵，只是那些邻国统治集团担心的是红军，苏联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直到30年代这个特定时期，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总崩溃的同时,苏联实现了高速工业化，并建设了一个粗糙的福利国家。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此消彼长，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才开始被世界认真看待。

1929年大萧条与以往大危机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史无前例的规模与破坏力。在以往的危机中，统治集团只会为自己的利润和底层民众的暴动而担忧，同时对症下药，以扩张（军事或经济）来解决危机。苏联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无产者的暴动可以升华为目标明确的革命，另一方面也将世界1/6的土地变成无人敢轻言入侵的国土。（另外的5/6世界已经被列强分割殆尽）在这一时期，虽然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直接出兵促成世界革命的打算，虽然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优势也在迅速流失。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苏式共产主义的成功依然从内部严重威胁了各工业国的旧秩序。在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第三世界，苏联的少许支援就可以发动起巨大的民众力量，不可忽视地削弱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这样的局面无疑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同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变革的竞争压力。

对于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板；资本主义则从一个可以忍受并指望改良的制度滑向地狱。于是，绝望的无产阶级试图逃离或摧毁这个因财富“过剩”而让国民饥寒交迫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转向左翼，参与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去，打算把对旧秩序的反抗变为一场革命。在美国这个最富庶，最缺乏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也逼到了统治集团的眼前。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苏联驻美外交和商务机构要求移民，纽约的一家苏联贸易公司每天收到数百份移居申请书，一个招募6千技工到苏联工作的广告会引来10万报名者。缺乏技术工人的苏联的确乐于接受被美国经济抛弃的 “过剩”劳动力。但在这个阶段，苏联也没有太多的消费品和粮食供养城市人口，因此最终只有十万左右的美国人打算移民且得到了许可，更多的的美国工人必须在国内想办法谋生。很自然的，他们会试图在国内建立一个苏联式的社会。

还是威廉曼彻斯特写到：“．．．．．．．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三万五千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新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禽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四千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五千人占据了十层搂的市政府大厦，五千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四十二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 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 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 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 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 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 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无产阶级的觉醒加上统治集团的混乱，自从1917年以来，谁都知道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除了德国外，欧洲的生产过剩危机比美国略为和缓，但危机前残破的欧洲经济水平已远逊于美国，绝对的经济困难并不更轻。在中西欧地区这个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左翼力量也在大萧条中大大扩展了影响。在英国，工党于1929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工党内阁。（1924年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作为少数党组阁，执政数月即倒台）。1932年，法国左翼组阁，社会党第一次直接参与执政，更激进的法国共产党在1933年获得了150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遭受过清洗和屠杀，并一直受到合法或非法的排挤，到了1928年还是保有330万张选票，并在大萧条开始后的1930年又取得另外130万张选票。考虑到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面对大萧条时表现的无能和顽固，一时间，欧洲资本主义似乎要会走上恩格斯曾设想过的一种“和平过渡”道路，即不需要通过革命战争，直接通过议会民主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地处远东，远离欧洲革命中心的日本社会也开始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指出：“在日本、意大利两国，虽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本国的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对外又缺乏有价值的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在工业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工人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因为美国的竞争和国际市场的波动，工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由于工业整体水平依然低于欧洲，随着欧洲老牌列强的产品重返东方市场，日本工业在大战之后也经历了市场大幅下跌的打击。1922年，干涉军退出西伯利亚，日本没有从苏联夺得土地，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却带回了共产主义思想。日本共产党即于1922年成立。

整个20年代，日本的贸易逆差共计33亿日元，再加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损失的100亿日元，日本被迫和德国一样，靠举债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工业升级。1923年－1927年，日本向英美举债9.1亿美元，平民生活日趋艰难，共产主义影响越来越大。到了1927年，日本共产党居然敢于公开宣布要废除天皇制，对旧制度发起了全面挑战。日本统治集团被迫以暴力解散共产党。大萧条开始后，日本出口再次猛跌3/4。1918年出口萎缩导致1000万人（总人口的1/4）参加“米骚动”的记忆犹在眼前，日本统治集团因经济困难而寝食难安。虽然在《治安维持法》等严苛法令限制下，共产党一次次被解散，左翼力量暂时还未能和不满的民众结合。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不能摆脱大萧条，和1917年的俄国同样处于半工业化社会的日本就只能坐视革命来消灭旧秩序。

在沙皇俄国的前车之鉴下，欧美及日本的统治集团并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王侯将相那样麻木不仁、坐视末日到来。各国政府或是有意识的做为，或是无奈的应对，一批政治、经济应对措施先后出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重建金融秩序。

经济危机固然是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但也同时引发了极大的经济恐慌。在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命脉之后，一方面金融界可以帮助资本主义体系应付暂时性的过剩，延长繁荣周期；另一方面也会在危机真正到来时助长危机的发展，加深危机的谷底。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等危机结束，但1929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必须在革命到来之前尽快解决危机。所以稳定金融业，重建投资信心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之后最紧迫的任务。

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先是承认金融业崩溃的现实，在执政第三天暂时关闭了所有银行进行审查。审查淘汰了40%的银行，其余60％被立刻允许开业，在随后2年内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国家援助。然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对平民贷款进行全额保险，从而使平民手中的现金重新回到金融系统。同时，美国禁止黄金出口，宣布私人拥有黄金为非法，一切黄金债权人必须接受纸币偿债，从而放弃了限制通货的金本位制；新发行的美元贬值40％，改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既促进了出口，也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现金。

在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美国政府有历年巨大的贸易顺差、数百亿美元的战争盈余和世界一半的黄金储量做后盾。除天然橡胶外，基本工业原料在美国本土均有足够出产，所以美国不需要为货币贬值付出通货膨胀失控、丧失货币信用的代价。只要愿意放弃部分不良资产，果断直接干预经济，恢复一定的经济信心并非难事。正如罗斯福所说：“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政府执政一个月后，流入银行的储蓄已经超过存款。再加上罗斯福以中央财政收购大批农业物资销毁，以农业限产补贴配合1934年旱灾打击农业生产力。美国经济终于离开了通货紧缩的谷底。

30年代的德国远没有如此宽松的周转余地。魏玛政府的信用和外汇早已因为连年赔款和经济衰退丧失殆尽，货币贬值对于刚经历过世界上最剧烈通货膨胀的德国经济没有任何刺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治集团无力自行收拾局面，只能求助于美国。在此之前的战后大规模资本输出中，美国已经在德国拥有大量投资，包括克虏伯在内的德国重工业均被美国资本控股、参股。希望能保障投资收益的美国统治集团也计划进一步向德国投资。不过，在革命的风雨中，他们需要挑选一位可靠的铁腕代理人，替他们看好自己的钱。

1932年，由美国资本组织的德国大企业联合向兴登堡政府施压，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随后美德大资本为希特勒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应付竞选经费和纳粹党的开支。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在1933年8月和美国银行协会达成延期还款的协议，并要求美国资本的利润暂时不汇出，在德国扩大投资。在这之前的1931年，美国为保护自己的战争债权和投资，已宣布容许德国暂时停付赔款；1932年的洛桑会议又将德国的赔款数减为固定的30亿马克，3年内暂不支付。（最终德国也未偿付）德国终于在美国贷款和停付赔款的政策共同支持下勉强达到了收支平衡，重建了政府信用，进而得到了在大萧条后重新组织工业经济的机会。美国资本通过这一过程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当时的德国统治集团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或许可以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来调侃自己的境地：“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问题爆发之前）”。但希特勒做为德国大资本的管家，思路必须比别人更“长期”一些。数年后他决定：与其在被吞并和破产之间做选择，倒不如在这发生之前发动战争。

在美国和德国整顿金融之前，长期停滞的英国已经未雨绸缪，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英镑大幅贬值，从而促进了出口。再加上后面将要谈到的贸易保护和加强殖民地控制，英国并没有遇到明显金融崩溃。与之相对照的法国由于进入大萧条较晚，且政局不稳，所以直到1936年才由政府实施货币贬值等政策。其代价就是整个30年代都没有摆脱萧条，重新被德国压制。至于剩下的两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日本和意大利，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惯于以政府指导经济部门，金融业自不例外。但对于这两个资源贫乏，甚至不能粮食自给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军事扩张，然后才可能考虑其他问题。

金融崩溃只是经济危机最外层的表现。经济问题的本质在于由少数人占据大部分财富增量的分配制度，这样的经济体制无法在内部创造出足够需求。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外部获得购买力这一老套路外，只有靠国家以暴力来修正经济秩序，制造购买力以维系生产－消费－投资的循环。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国家组织投资，实施以往各自为政的企业难以实施的建设项目，以投资消耗过剩产品，可以解决短期过剩问题；二是为资本制定纪律，强迫资本出让部分利润给消费倾向较高的底层，缓解中长期矛盾。在30年代，德国、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受大萧条的打击最重；两国又同样缺乏牢固控制的专属殖民地可供转嫁矛盾，都必须首先在内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内部制度调整幅度较大，不约而同地对上述方案全盘采纳，缺乏资本积累的德国尤其为甚。至少在30年代，这两个国家主要通过内部改造缓解了矛盾。在分析二战前后的资本主义变化趋势时，本书即以此两国为内部制度改良的典型。

以公共工程署、民用工程署为主导，美国成立了一系列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前后向公共工程投入200多亿美元，计划雇佣1400万失业者中的500万人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实际雇佣人数随新政的实施阶段而变动，但在二战前始终保持在200万－300万之间。同时，还有主要针对青年低技术劳动力的青年劳动总署、民间资源保护队，针对农业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机构，各自雇佣了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劳动力。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前期，平均每年有接近400万人靠政府提供的工作糊口，总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军队。在成百亿投资的驱动下，数百万廉价劳工作出了惊人的成就，除了胡佛水坝和田纳西流域水利工程外，他们的成就还包括850座飞机场、12.5万座公共建筑、8000座公园、100万公里的公路、7.7万座桥梁和大批水库，并在美国农村普及了电力网。

与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相比，直接发放赈济更不容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联邦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会发放少量的赈济款，其中95％发放给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则严重依赖于个人慈善基金来实施赈济；1916年，亚利桑那州的老年人援助法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为违宪。1933年3月21日，罗斯福要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首期要求5亿美元。反对议员宣布：“这是社会主义，它是否是共产主义尚待观察”。 但在大萧条的动荡中，因为赈济能够最直接地促进需求、平息骚动，所以成为最先实施的一批新政项目。联邦紧急救济署最终在1933年3月末得以成立，共得到了30余亿美元的拨款.

无论从过程还是效果来看，政府投资和赈济都是不可区分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工程投资被用于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比如雇人在华盛顿用气球驱赶椋鸟，或是补贴在拉什莫尔山上雕刻总统头像的雕刻师；另一方面赈济计划也倾向于积极救助政策，如组织生产自助公社、以工代赈等。在一向奉行放任主义和平衡财政的美国，这些建设项目明显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教育和文化水平，提升了水利和能源行业的潜力，建立了初步的环保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不过，对于1916年就拥有40万公里铁路的美国（2008年中国铁路里程不足8万公里）来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积极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效果是安抚了贫民，创造了有效需求。先后共有数千万贫民因赈济而得益，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而政府投资的工程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项目，项目投资大部分转化为底层无产阶级的工资。无论是赈济款还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工资都远低于萧条前的底层工人工资，但至少足以让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养家糊口。同时，低工资意味着消费倾向接近100％，200亿的投资和赈济等于向美国市场注入了同等数量的需求。在危机前的1929年，美国个人总投资额是158亿美元，1932年只有9亿美元，1937年才回升到114亿美元。在新政的最初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赈济为美国创造了宝贵的内部需求，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短期需求问题得以缓解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修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最容易的一步是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由利益刺激而产生的个人积极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样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开端而遭到抨击。只是眼下的社会解体问题要比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威胁更严重，参众两院都以90％以上的支持率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向全国的雇主和雇员征收工薪税、养老保险税等税种，然后向已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州返还工薪税款，并由联邦政府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在联邦政府压力下，48个州在2年内均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持续到21世纪，成为大萧条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同时也需要持续地投入政府补助。因此力求平衡财政的罗斯福在社会保险制度制订的同时也实施了加税政策。与以往的税收政策不同，这一次他专门向富有阶层开刀，推出了严厉的累进税法。继前2年的温和增税之后，1935年8月，新的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上限分别从59%、60%增至75%、70%；企业所得税原为统一的13.75%，现在依据利润是否超过5万美元而分别为12.5%、15%。1936年税法甚至进一步向企业未分配利润收税，强迫企业分红从而增加股东的个人所得税。为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源，美国政府不得不对鼓励无限制追求利润的旧政策作出修正，转而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更稳定的逐利方式。

1933年6月，《工业复兴法》在议会通过。罗斯福表示：“通过消除那些不仅折磨了正当的工商业、而且导致了劳工的不幸的海盗式的方式和措施，来保证工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劳工得到合理的生活工资………….. 历史也许会把这部法律作为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记录在案” 通过这部法律，罗斯福政府直接干预了企业的经营及利益分配。在苏维埃政权沉默的压力下，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实施了诞生以来最重要的自身修正。《工业复兴法》要求主要行业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规定产量、价格、劳动时间。这虽然不能改变生产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但能够减少由于信息交流不及时而造成的部分生产过剩，避免因企业之间互相转嫁危机而加深总体危机的问题。同时，《工业复兴法》还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限制，大企业利用自己在行业卡特尔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扩张，美国经济权力进一步向少数企业集中。在科研和内部管理越来越重要的大工业时代，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外部竞争力。

无论卡特尔或托拉斯合并了多少企业，内部有多少争斗。在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这一点上，垄断企业的经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放纵这种倾向意味着重新走向大萧条。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另一部分内容要求企业界接受政府管制，向不满的无产阶级让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承认工会拥有代表工人和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1918年最高法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违宪的裁决也被推翻；童工被禁止。各同业公会被赋予协调资方与工会谈判的责任，以确定各行业萧条时代的工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