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 陈郢客

大家知道，1983年发生过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黎澍在头一年已经离休。运动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讨论、表态。会上一些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黎澍，所指责的竟是如此可笑，说他提出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污染”，是“放毒”。这些人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世界历史，而且完全忘记了年邓小平长篇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注：黎澍这条见解，是有价值的。反对他的，也未必是李锐所说的老左。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对此，黎澍据理反驳，还说，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我污染谁了？他对我说，这哪里是什么“精神污染”，而是污染精神；攻击他的人是一些瞎子、疯子，只知道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跟着“左王”转。他还告诉我，石西民去安庆回来说过，陈独秀的墓不像样子，应当修一修，陈毕竟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会上也有人批评石为叛徒树碑立传，这也是“精神污染”。（注：这句话僵化左派说的，倒极有可能）对此种荒唐可笑的言行，也真是既生气又悲哀。关于所谓“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作过这样一种极为理性的分析：污染是与进步相伴而来，每一进步都必定带来某种污染。开个工厂，生产各种产品，必定同时出废气、废水，污染环境，精神产品也一样。阳春白雪来自下里巴人，精华出于糟粕；没有下里巴人何来阳春白雪？没有糟粕何来精华？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轻弃，它可以肥田，种出粮食蔬菜，还可喂猪喂鱼。（注：黎澍虽不懂人民动力说的深意，然而历史学家到底不同于多数知识分子。黎澍可惜就可惜在：从北京到天津，他适宜当“北京到廊坊”被人利用的过渡。一叹。）肉食精华也，然而出于糟粕。治理污染是必要的，清除或反对则是不合理的。何况这次所谓“清污”，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都还没有分得清楚呢。他们站在“左”的立场上，是永远分不清楚的，只能把是非香臭弄颠倒。（注：这是扣帽子。李锐左右之见太过鲜明，未必能就事论事，这也不是民主社会趋势。）

这次会后不久，本来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又生了气，黎澍终于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我和老伴多次去看望，还拜托卫生部原领导中的老熟人，多多关心他的病情。

1984年黎澍搬到木樨地24号楼后，我们成为邻居。过去是“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现在是上下楼走几步就碰头的真正邻居了。于是我们的来往就极其频繁了。只要都在北京，一个月总要见面四五次，有时一个礼拜来往两三次。内容主要是交谈有关毛泽东和过去的问题；种种历史教训；对当前形势看法和互相关心的问题，如“左王”、“左爷”们的动态；有时是高朋满座，如告别辞《我们的悼念》中署名12人中，碰头最多的是秦川、于光远、李普、朱正、王若水等；此外还共同参加有关文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各人写了文章，不论长短，常相互征求意见；友人来多了，也举行家宴，有一次廖沫沙夫妇请于刚、黎澍、李普和我四对湖南夫妇，到三家村酒店相聚；偶而也一同去看望朋友。到他去世为止，成为邻居的这四五年中，我们之间三日不见面，也要电话一相亲的。除上面写到的以外，就记忆所及，继续录下这些属于“思想的闪光”的言谈。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从“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包括群众路线。三是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思想改造（注：黎澍境界可见。大体能反映黎澍的水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注：思想改造，结果大约可以以为：伪君子吃亏较少。不过，思想改造恰恰是要反宋明理学，“专门制造”这一因果逻辑似有武断之嫌。毕竟存在着别的可能性：甄别性工作困难。中国宋明理学遗存亦深。改造，实践效果不佳，然而将之和宋明理学并论，亦有不可见处。）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我们常谈到农民战争，黎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注：旧结构的确如此。然而毛公是要斩因果循环，开出新路，黎澍对毛的理解恰见他的自守处）

——关于暴力革命问题，黎澍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注：黎澍的史观必然推导至此。且无可救赎，只能妥协接受）他送过我一本库西宁夫人著的《斯大林前后》，真是可怕的绝灭人性的专政。恩格斯晚年对暴力与和平过渡已有新的说法。

——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我们常交谈的。黎澍有几个原则的说法：1.古代与近代社会发展不同，要予分开。2.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并非绝对对立，有互相依存即统一性一面。经常性的生产，是阶级利益一致的结果，如果罢工形成对抗，就不能维持生产。工人中的阶级斗争和对抗意识的存在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应明确说是非常态。革命有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阶级斗争和对抗也一样。经常保持斗争状态和革命状态是可能的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使人们吃了多少苦头。3.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因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理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阶级专政还导致一党专政。（注：黎澍远远不如梁漱溟的见解。知识分子还是实践少）党高踞于国家之上又导致权力与腐败结合。我们多年以来解决不了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解决不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问题。这种专政是在“左”的土壤中（注：现在解决了吗？是左的问题吗？右能解决吗？）。4.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5.所谓不断一分为二的理论，乃自我毁灭的理论。有一次谈到，内部矛盾总是搞得你死我活，敌我矛盾倒可以妥协。内部矛盾联系越多越深，总是由内部向敌我转化；而敌我矛盾又向内部转化。毛泽东的随意性：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一分为二永无止境；唯物论变成唯心论，使用干部也要讲成份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真理呢？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经不能算是真理了。“生产在阶级对抗基础上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状态，以后情况的变化越来越显著，历史已经表明生产只能是在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中。斗争中产生的著作不能不带有论战性。论战性著作必然以攻击敌人、辩护自己为任务，因此不能避免片面性，有时还不能避免感情用事。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人都容易犯的。（注：这话好像梁实秋论鲁迅啊。可惜此话论据呢？若无的话，大约可见的，仍只是李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有空想，有唯心主义成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50年中，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资本论》与三大手稿是顶点，完整的框架，手稿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后期马克思尤其恩格斯，都有反思与修正。

——列宁本来就有“左”的东西，《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寄与马赫，马赫复了十万字的长信，列宁也有复信，其中即反映了列宁的“左”。原档已经找到，在翻译中（《毛泽东选集》中“左”的东西也不少）（注：果然是借列宁说这句话来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有变化与转折，从新经济政策到逝世前，又有所变化（对斯大林有反感），布哈林后期思想更民主开放些，斯大林却发展了列宁的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成为一个专制独裁者。列宁将第二国际的政党看成敌人，可是欧洲（称号不一）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情，反而促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将瑞典同苏联对比一下，仔细研究，可以发人深省。（注：李锐的道路可见。他更像一个社会民主党员，而非共产党员。）

——说“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这是文学语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仍脱离不了市场规律，这是马恩都没有料到的。马克思也不可能料到高科技的神速发展会左右经济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会如此漫长，以至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世纪快完了，还难以预见何年何月能够实现。（注：李锐和80年代，大约最为合拍）

——马克思讲的“自由人联合体”，无非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其自由、权利、利益所得。能否真正做到任何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以此评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各自情况如何？（注：不看各国底子。不客观）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史，非常需要认真据实总结，搞理论的人责无旁贷，这方面当然不应有任何禁区。一般而言，各级领导干部对实践负责；但搞理论的人应当对理论负责。回顾我们过去几十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教训太多，理论搞错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注：这句话不可不记），千万不能忘记人民公社化这种教训。不论是苏联、东欧和我们，对于过去的实践一定要加以理论总结，以免今后再犯错误，至少要做到少犯错误，切忌犯全局性错误。关于写书，黎说，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的人）才能写书，政客不能写书。（注：知识分子写书呢？老毛为何主张大家都得有些科学精神？）

——我们的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前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互相渗透，最后走到一种新的社会。与此有关的议论很多。如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搞浮夸，办虚事，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White House），译为“白宫”，很有意见，明明是“白屋”嘛。（注：浅表之见）黎澍说，老是害怕和斥责“全盘西化”（胡适当年也并非我们批判的那样），其实质是责备现代化。（注：有拉大旗，扣帽子之嫌。张春桥文章里都说：他们也要四个现代化，不在现代化之争，而在现代化道路之争）不要传统行得通吗？不要害怕东方文化传统失掉。日本彻底西化过，什么都学西方，仍旧保留了和服、茶道，还有武士道精神。

——我们的教训在搞过全盘苏化。革命最早学苏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出现过“左”的面孔，致力于组织工人罢工，认为这是党的天职，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认为从策略上考虑，应当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共同敌人封建主义的联盟。（注：这可真是要命的一句话。李锐居然主张共产党应该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封建主义，一叹。人家给你机会吗？）相反，我们到处发动工人罢工，直到发动手工业者，反对中国资本、民族资本。（注：这是大问题，要命的道路之争）大革命失败后，“左”的一套搞全盘苏化。建立的共和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地叫“苏区”，军队叫“红军”。王明出的一本小册子叫《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不是化成俄国共产党了吗？（注：王明谁不批？）

在文化学术界，黎澍熟识的人比我多得多。他邀我一起去看望过两位名家。我同夏衍没有过交往。黎澍同夏是老朋友，在国民党区尤其在香港一起呆过，相知很深。1986年1月28日上午，黎同我到夏的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主题是两位“左王”的统治。记得涉及这样一些具体事。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谈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头头是周扬、夏衍和巴金。乔木最近因《上海文学》的一篇小说，让书记处的负责人看，批示顺着乔木的意思，查一查作者是否三种人。乔木还来找过夏衍，要批判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山西的农民青年作家。夏说，他们还年青，一批就完蛋了。夏也说乔是两面人，骨头软，尤其表现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注：此为私德攻击。）

我也不认识钱锺书。黎澍同钱先生和夫人杨绛相交很深，相互敬重。他的《再思集》书名就是钱题的。1987年5月25日下午，黎澍与我一同到钱家，谈至六点。我们谈得兴高采烈时，杨绛忍不住也过来参加了。记得从胡适谈起。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胡早年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合众图书馆，内有毛泽东当年（当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写给胡的信，说旁听了胡的讲课，很是佩服，想拜见聆教。署名为“你的学生”。钱先生说，胡适听图书馆的人说，这些信件在日本统治时都毁掉了，很是惋惜。（注：李锐果然对这些感兴趣。唉。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建国初做不到，现在仍做不到）钱觉得此信于胡是有用处的。胡适回到台湾后，胡的秘书胡颂平是朱家骅派去监督胡的，为胡的学问与为人所感动，因而写了回忆胡的书。说唐德刚是一个落拓不羁的人，同胡接触很深，才写出胡的传记来，此书影响很大。钱也称赞胡适的为人，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很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注：这句话像私话。因为钱钟书对胡适的态度，据我所读到资料，恐怕不能这么解读。叹。）那天谈话，尽是臧否人物。（注：形象真切）谈到某学者吹捧江青“百鸟朝凤”的故事，说得很是风趣。（注：习惯性踩人）又谈乔木对他们夫妇的照顾，建议杨绛写《围城》与钱的文章。钱说，他同乔木是“来而不往也”，每年乔木要来他家，他们都没有回访过。（注：我读到此一叹。说实话，李锐能把很多人物都写小了，还打着表扬或赞许之意。不管是不是一派的，均被李锐如此演绎。可见是境界眼界问题。）由此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聂认为，这是乔为了打扮自己。（注：乔木、聂双双写小。这不符合我对聂的阅读）我特别问钱先生，为什么记忆力如此好。钱说，30多岁前，记忆力确实极好，可说过目不忘。在牛津学习时，爱读侦探小说。一次期考要认清古代手写英文，连题目也未看清，即通篇解答，结果不及格，以至补考。受此刺激后，影响了记忆力。临走时，我送钱先生两本我的小书，《龙胆紫集》与《窑洞杂述》，《杂述》中有一篇文章《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即《围城》中教书的学校。1939年在湖南工作时，我去过这个学校（在湖南兰田）。钱回赠我《谈艺录》。后来看过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后，钱先生很热情地给我写过一封信，对此书很是称赞。（注;着眼点果然在此）

黎澍比我大5岁。大革命时他就参加过共青团，帮助过被捕的党员老师。1987年4月他75岁时，我曾书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其中颈联为“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注：黎澍和范文澜比较，就可知范文澜是大家，黎澍是中上而已。而这样的人物，被李视为兄长，或曰学长，颇爱拉此人大旗，一叹）诗后有如下很长的一段注解，说明我是怎样看待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的：

黎澍在他的《再思集》序言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 云。”他还说道：“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党、国家和自己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后，所采取的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样也是党性立场的科学态度。黎澍是严肃的也是勇敢的学者，我的小诗稍稍表达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敬重，我衷心祝愿他长寿。《再思集》最后一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注：将黎澍被批的关键，移到此处，有移花接木之嫌。）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注：此语加重遮掩前几句），报刊时有新的论文发表。古人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的七、八句为：“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既然我们走过二十来年曲折的道路，既然我们的职责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就应理所当然地克服一切僵化的思想，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勇敢地开拓自己的道路。

同一个月我满70岁，黎澍也送了我一首五律，他说尚未最后定稿（“波浪阔”一稿为“风浪恶”；“愈老愈英雄”一稿为“奋发更为雄”）。他善旧诗词，但不常作。1995年徐滨夫人清理旧档，发现他书写的这首五律条幅，特送与我。

浊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

曾经波浪阔，不怕火炉红。

诗赋龙胆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愈老愈英雄。

“我衷心地祝愿他长寿”，写这句话时，决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相聚只有一年多的时光了。十三大报告起草之初书记处负责人还找到黎澍、于光远我们十来人，一起参加过讨论。黎还专门找我谈过党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民主性之不可分，是统一的，只有真正的科学性才能导致党性、阶级性的统一。（注：这是黎澍的话。从逻辑分析，可知到此为止。）可是坚持科学性与坚持真理的人，在“左王”的眼中，却变为异端分子（注：这是李锐私见，一叹）；他们还是搞老一套的“阶级分析”，从而发现“斗争对象”，于是号召“划清界线”。这时他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以后直到他去世前的1988年11月，我们的来往还一直频繁，同朋友们的相聚漫谈也多。我们还一起研究过要写出一本《中国的左倾幼稚病》的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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