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2008——胡温的黄昏（一） -- Javacai

9月份的两起突发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衡量中国政治变化的坐标。特别是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到底什么改变了，什么又没变。

对比 2003年对SARS危机的应对，地方政府官僚对于毒奶粉事件的应对完全没有任何令人可以欣慰或者惊喜的地方。不过是再次证明了“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官僚体系的自我催眠和强化，甚至连03年那样大规模的动员和说教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无论所谓稳定的出发点是奥运会还是维护地方企业利益。最可怕的是，这种 “维稳”已经不是在突发情形（SARS瘟疫）下的自保本能，而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共谋关系（稳定的毒牛奶产业链）。而且这种维稳也和腐败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地方政府官员不是因为个别的收受了三鹿或者其他牛奶企业的贿赂而对这种毒牛奶链姑息纵容的。这种已经内化的无意识，通过官僚体制的脱罪化处理，甚至可以克服人类最基本的廉耻和道德底线。

当然，似乎唯一令人稍有欣慰的是，在整个事件公开以后，各个级别的一些官员被免职或者引咎辞职，显示出了一点accountability。但是这种 accountability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呢？通过考察另外一起突发事件——9月8日的临汾尾矿库垮坝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

相对于河北官场，山西在过去几年历经矿难、黑煤窑等事件整肃，从省级到基层，换脑子、换位子，幅度不可谓不大，这次的临汾市以及襄汾县各级官员，即使本身没有被直接触动过，至少也看够了临近县市的生动例子。如果说胡温的“整肃吏治”能有什么实效的话，山西应该是体现的最充分的地区了。可是我们却在垮坝事件以后，看到了近乎完美的“罪案重现”——官商勾结、欺瞒上级、封锁群众、压制媒体。这再一次生动的说明了官场的生态在胡温的第一个5年到底有什么改变。

当然，还是回到accountability的话题，孟学农再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引咎辞职了。说他具有讽刺意味，有三重关系

1. 孟学农的两次辞职，实在是算不上什么accountability，倒更像是双份的替罪羊。第一次大家都知道瞒报SARS的责任不在他。这一次，他作为一个上任刚满一年的外来户省长，并没有直接责任。最多只是对于地县级官员的失察。但是说到失察，掌管一省人事大权，并且在山西已经干了七年的张宝顺，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现在体制下，对于党务系统官员的责任追究远远弱于行政官员。更深层次的一点则是，作为团派嫡系大将的张宝顺，胡总满免会有护犊之心（胡在2002年以来开始产生越来越重的门户之见和权术之心）。

2. 孟学农2003年引咎辞职以后，胡温本有成全之心，给他几年休养以后东山再起。如果他能够修成正果，倒可以开创问责制度下官员能上能下的良好先例。如果官员们发现问责以后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的话，推行行政问责制，并且真正问责到底的阻力会小很多。公众对待官员的心态也会更加平和理智。但是孟学农却给大家看了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对官员，对公众，都是如此。对胡温的形象和政治资本也是极大的损害。

3. 孟学农的再次辞职，证明了无根无本的行政问责走不远。一个有行政责任的首长，面对一个毫无责任可言的官僚体系，所能做的不过是坐以待毙而已。山西省1年时间里换了3任省长。

其实行政问责并不是什么新东西，80年代时候就有林业部长杨钟因大兴安岭大火辞职，铁道部长丁关根因列车事故引咎辞职，更早还有渤海二号导致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辞职。只是在90年代以后承平日久，人心慵懒，再加上三代核心根基不稳，一意以笼络人心为先。导致官僚无所担当，浑浑噩噩。偶一问责，便要惊诧莫名。

再扯的远一点，明朝内阁就有鲜明的行政问责制度。可是面对堕落的士人，腐化的官僚，几个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挂冠而去，告老还乡。崇祯一朝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可谓问责切切，最后也不过是煤山上三尺白绫而已。到他最后一天上朝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居然已经大半跑光。你还问责么？爷不陪你玩了。

胡温虽然暂时还不到这种地步，但是以王君担任山西省长，无疑只是一种救火队的行为。到底谁敢在胡温的问责制下去坐这个山西省长的铁板烧，还是未知之数。而且地方治理的荒废和政府的实际空转，却是人民的利益在实际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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