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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苍狼的帝国

第一节 蛰伏的草原帝国

公元前265年的一场血战使得匈奴本部元气大伤，在《史记李牧列传》中有对于匈奴首领的称呼上出现了一个名词：“单于”。单于是匈奴最高领袖的尊号，它的出现标志着匈奴这个原始部落联盟出现了革命性的进化，一个国家领袖出现了。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匈奴的第一位单于是头曼单于，至于是否就是被李牧击败的那一位则未可知，以头曼的死亡时间公元前209年并结合当时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类平均寿命来推算，似乎不大可能是他指挥了与李牧的那场战争。因此，《李牧列传》中的所谓单于应该还是当时的匈奴本部的部落联盟首领。

匈奴的部落联盟政治架构由来已久，但参与联盟的部落分合无常，造成匈奴时大时小、骤强骤衰。但正如第一章所讲的，在战国后期的匈奴已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脱离部落公有的个体游牧家庭私有生产品随之出现。此外，草原牲畜过冬等现实问题也促使部落公有的大畜群向相对容易照顾的个体小畜群转化。人性总是贪婪的，小畜群饲养便于个体游牧家庭占有并分割、交换牲畜。此外游牧民族掳掠其他部落和种族的习性也带来战利品的分配问题，随着私有财产概念诞生，部落首领多占战利品和牲畜的现象造成氏族成员内部的贫富分化，于是私有财产标志着原始社会制度已名存实亡，阶级社会随之诞生。大致上来说，在这一时期的牧场和游牧领地依然属于氏族公有，但牲畜则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财产。

在公元2~3世纪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已经充分反映出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例如在伊沃尔加城遗址的墓葬群中已经可以看出同一部落成员的墓坑深浅和随葬品多寡具有显著区别，反映出贫富分化的程度较深。而德烈斯图伊匈奴墓葬群更能说明问题：整个墓区分为七块，相聚数十米。每个部分都由筑有石块围墙的的大墓和围绕其周的小墓组成，大墓中的棺椁基本为双层，陪葬品丰富。而小墓棺椁基本为单层或根本没有棺椁，陪葬品极少或没有。这说明在氏族内部已经产生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差异，大墓的主人应该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但是贵族与普通氏族成员混葬在一起有说明了此阶段的匈奴贵族还没有完全凌驾于整个部落之上，他们不分高低贵贱埋葬于氏族公共墓地说明原始社会残留的组织架构还具有一定约束力。此外的呼尼河、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山谷、伊里莫瓦山谷等处的匈奴墓葬也都发映出一致的信息，那就是私有制和世袭贵族头衔已经完全改变了匈奴人的社会结构。但是漫长的原始时期残留痕迹仍然影响着匈奴人的观念，此刻的匈奴是一个带有浓厚氏族组织残余传统的原始奴隶制国家。

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各部落共同选举产生的，因此头曼的上台也经过了这一步骤。他出身于匈奴中最强有力的贵族家族挛鞮氏，是匈奴新兴贵族势力的总代表。虽然此时的他形式上还是部落联盟首领，但是头曼的单于头衔已经说明他是整个匈奴的代表，匈奴国家的权利已经大致聚集在他一人手中。刚经过惨败的匈奴急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维持部落联盟不解体，而服从首领的民族习性使得匈奴人更加容易接受新诞生的独裁者。

头曼在危机中维系了匈奴各部的稳定，没有让自己的民族陷入失败后大解体的毁灭性结局。他率部继续盘踞在北方草原上，一方面与东胡和月氏人对峙，另一方面也在等待着南下掳掠的机会。虽然匈奴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可是草原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却更为紧密，不断有中原居民为了逃避战祸和苛政逃入草原，到了秦时为数更多，匈奴由此将中原人称之为“秦人”，直到汉时仍作如此称呼。除了“偷渡”的百姓之外，中原诸侯国中也有暗中勾结匈奴以自保的，这种利用胡人骚扰争霸对手的伎俩由来已久，《史记》中记载在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攻秦时就曾结连匈奴一同出兵。虽然这条仅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一直有争议，不过勾结匈奴对抗强敌（主要是秦国）这种手段已经是中原诸侯国的共识了，同样与匈奴接壤的燕国就是最热衷于此项外交事业的国家。公元前233年，秦将樊於期叛逃至燕国后，太子丹的师傅鞠武害怕秦国以此借口攻燕，便策划送樊於期到头曼那里，利用熟悉秦国虚实的樊於期结连匈奴攻秦。鞠武的长远计划是联合关东六国与匈奴结盟一同对抗战国末期的超级大国秦国，如果不是燕国高层与头曼往来频繁且默契的话，鞠武哪敢出此建议，因为一旦事泄更会引起秦国的猛烈报复。可惜性急的太子丹等不得这种长远之计凑效，他决定派出荆轲刺杀自己的童年好友嬴政，为了能够解除嬴政的戒备，荆轲提出要携带两样礼物：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图（割地求和）。《史记》中记载樊於期得知后毅然自刎，不过也可能是传说中的“被”自杀……总之头曼是没有等到自己的这位中原客人，而嬴政在逃过刺杀威胁后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六国。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牧也是秦国的大功臣。正是由于他打败匈奴使其元气大伤，才导致秦国也同样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关东六国。公元前221年，天下已经全换成了秦的旗帜。中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数百年未有的巨变，摆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的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对着这个庞然大物般的新中原，匈奴有该做何抉择呢？头曼的办法很简单：接着去打去抢！在漫长的时间里匈奴对中原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他们唯一的惨败也不过是深入敌境遭遇埋伏而已，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足以促使头曼率领他的匈奴骑兵们一再跨越边境南下掳掠。

头曼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不了解秦的独特体制。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法治”国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被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根据1975年12月发掘于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的秦人喜随葬秦简记载，在这个国家里乱倒垃圾是要判刑的，养母牛不生犊子是要坐牢的。秦强调的是用极端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秩序，而匈奴对于秦的侵犯本就有数百年的旧恨，这下又增添了大笔新仇，以嬴政的性格岂能坐视不理？再加上匈奴占据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国都咸阳，即使头曼能规规矩矩，嬴政的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

公元前215年，嬴政北巡上郡时有人向他献上一道谶语：“亡秦者胡也”。于是这句不着边际的话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嬴政不顾丞相李斯的劝阻，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上攻击匈奴。秦朝尊崇“五德始终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周朝为土德，秦克周，故得水德。水的代表颜色是黑，所以秦朝的军服、军旗都是黑色。这是中原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大举出击匈奴，身着黑衣的秦军如乌云般笼罩草原，这是刚以无比气魄夷灭六国一统山河的军团，他们渴求军功喜爱战争。匈奴第一次在自己占据的地盘上被打得找不到北，雷霆般的打击将措手不及的草原部众赶得狼奔豕突。秦军首战告捷一举夺回“河南地”，次年又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阳山等地。头曼单干此时终于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色，他见势不妙拔腿就溜，匈奴本部北撤了700余里，黄河以北直到阴山全都被秦占据。虽然匈奴作战时向来“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可是眼见着肥美的河套地区牧场就此失去是对他们极大的折磨。更糟的是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争锋的勇气，竟然在自己的领地内仿造了内地的烽火台警报系统，正所谓“置烽燧，然后敢牧马”。于是匈奴人在哀愁中惶恐度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为巩固战果，秦朝在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和44个县，从内地迁徙3万多人到这里屯垦。由于信奉安全第一的头曼先生一直避免与蒙恬进行主力决战，所以匈奴军队实力尚存。这导致秦军也无法回撤，只能长期驻扎在河套地区防御。为了巩固国防，嬴政下令于公元前213年修筑万里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临洮，沿着黄河、阴山，蜿蜒曲折，直达辽东郡的碣石。蒙恬既是军队的指挥官也是工程总负责人，他指挥从内地征伐来的50余万劳工开始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程。气势恢弘的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骚扰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一直是后世争议的论题，但在蒙恬驻守的十余年中头曼的确从未敢于尝试挑战秦朝。但修筑长城动用的人力、物力过于庞大，远远超越了秦王朝承受力的极限。《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说：“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据统计被征发的民夫有接近60%的死亡率！在这种征发既被“蒸发”的处境下，绝望的百姓唯有揭竿而起。

公元前210年嬴政去世，劳苦功高的蒙恬被使用不正当手段上台的秦二世胡亥处死。次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土崩瓦解。原来戍守在边境的士兵、移民逃散一空，“北徙十有余年”的头曼单于终于等来了翻身的机会，他率部“凯旋”南返，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可惜他的南下之旅仅仅停留在进入河套而已，因为匈奴的邻居东胡与月氏早已抢先瓜分了秦朝留在塞外的地盘。肥美的河西走廊现在是月氏部落的牧场，他们不仅骚扰匈奴的地盘，还公然索要质子。东胡傲慢地逐步挤占匈奴的生存空间，北边的丁零部落也不时南下到匈奴的地盘掳掠，惯于欺凌他人的匈奴人赫然发现自己竟成为新时代的“受气包”。可头曼却没有任何振作起来的样子，他只顾抱着自己的新阏氏得过且过。殊不知他崇尚的安全第一已经无法满足匈奴国家的期望，他统治下的人民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来改变局面。走到命运拐点的匈奴即将迎来新的英雄，他的出现就像蛰伏已久的春雷般轰然炸响，将整个世界劈的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