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高华文摘】上数据·后人鉴之
【前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亦复哀后人矣！】
我现在都是吃过饭干不了活儿的间隙上西河。
搬数据这活儿，不需要死多少脑细胞。
高华一篇文章，往往未必全面准确——几篇通读下来，你会发觉a篇和b篇不免有多少矛盾处，这就有意思了。我非常理解他，干货只能在既定结构的套路里一点点倒。：）
“哀之”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然而流于“哀之”，亦是件可哀的事情。
要能够“哀之并鉴之”——就必须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印象主义。
所谓历史的“作用”，向来是指向未来，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亦使后人亦复哀后人矣”,但愿不至于此——这于我们当下，是真正的鞭策。
大饥荒和四清运动的起源
【土地改革】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反对全面包干。他并非没有权宜的目光。但“一时之计”还是要“动摇根本”，他和一些人的立场确乎是不同的。
【流民】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河南吴被处理（吴在庐山会议上主动积极检讨，虽然李锐还觉得有避重就轻之嫌，见《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四清运动”周林被处理是因为“包干”（刘的确以这个名目处理过别人），瞒报的李井泉可以当钦差大臣处理周林……
倘若瞒报的下场比认错的下场好，……。
——经济困难，2000万城镇人口，便打回农村了；将来，万一我们城市承担不了农村土地改革产生的“进城人口”，“流民”可还有去处？
大国不易，这是一句沉甸甸的真话。
【进口粮食】
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大饥荒中的 “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流民】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1960年1至4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孙志刚（1976-2003）之死，终于从法律上结束了收容遣送的历史。
【大城市】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
【库存】
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中国的“数目化管理”-（数据靠谱否），直到今天，还是个问题。这是个几百年的老问题了。
——我们的粮库安全否？当年有基层作假，朱总理时代也有人“表演”，今日也会有的。……
【出口】
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工业化的进程——那时，创汇只能多靠卖农产品。这条道路有多辛苦？
我们要记得前辈——每个中国人付出的代价。那是一个高积累的时代。高积累的代价，每个人都有眼睛。不过，没有高积累时代，我们不会坐拥今天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1958年-1959年为来年“灾害饥荒”准备的余地太少了。一旦内灾外患（中苏交恶），便要捉襟见肘，人民疾苦。
（请注意：当时进口粮食的地方：澳洲、甚至通过法国为中转口进口一些美国粮食……我们和苏联交恶，苏联以及东中欧国家会支援我们粮食吗？）
粮食啊粮食……茅于轼可以休矣！
【高级糖果·回笼货币】
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 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 [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 [56] 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 [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 [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 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 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
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毛看到了官僚特权的弊端问题，1964年他提到“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但从历史事实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工人贵族”。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 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资在40---60元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月工资在71--80元的，占 0.48；在81--90元仅占0.07 [13]。这个数字除去上海地区工资差别的因素外，比当时的一般基层干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是53.40元）和农民相比当然很高，但是在那个年代，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个概念。
被毛批评的“高薪阶层”确实存在，高薪者主要是党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名演员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资料显示：1957年的少将月薪是 350元；军队正营干部月薪是145元； 1956年16级干部月薪110元，17级干部月薪94元。除了军队中高级干部和地方13级以上高干的工资较高外，地方一般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相差两倍左右。1956年一级教授月薪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国只有56个一级教授[14]。
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刘的市恩】
1962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布署给17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这和今日的“公务员加薪”似乎一脉相承。基层略加一些，“某某级别”以上者，才是最大的获益者。刘四清运动，亦是向基层干部下手，搞“钦差大臣”，动辄宣布“某某基层坏透了”。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
——毛肯定要得罪一批人的利益。不言而喻。
谁若非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才有计较“翻案”之心，（不管是翻案还是恐惧翻案）。事实上，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照见我们一路走来的道路，明白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最好的可能是……最坏的可能是……必然要求“合题”之心。
……
【补充】何为17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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