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以色列为什么现在在加沙大动干戈？ -- 晨枫

戈登提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社会目标是从属于民族目标的。他认为，复兴个人的人道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开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反映，就像是对一个生命的沉闷的记录，而不是它生动的乐曲。他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释放人类的创造力，引导人类精神的发展。他形而上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人们争取个性化的创造性斗争的本质。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是民族精神维系了他们的生存，但是，它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创造性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民只有同时植根于其土壤，才能真正有创造性。只有通过每个人在土地上的劳动，个人才能自由，一个民族也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

从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戈登得出了与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相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只有通过团结，通过融合其内部的所有阶级、派别，民族才能进步和复兴。戈登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关于公平的理想；但是，只有在以耕种土地者为主的劳动人民影响逐步扩大，能够代表民族的时候，才可能得到公平。公平的理想不可能在作为一个团体的某个阶级内实现，而只能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实现；而且，它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取得，而只能通过对年轻人的教育来取得。只有在年轻人变成工人，并且通过他们的道德榜样，工人成为了民族的领导者时，才能实现公平。劳工运动会使人民大众皈依生产劳动的宗教，到那时候，就能消灭寄生虫式的剥削。

戈登认为，社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只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活力，他说，如果他们成了专心致志的工人，而不再把精力耗费在社会主义宣传鼓动之中，那么，他们可以将集体生活的引力中心带到工人阶级之中。民族劳动在其成长中的胜利，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胜利。

这样，戈登便把劳工运动看作民族的领导力量，如果只以公平和劳动为基础，它的意识形态最后会把社会各阶层都纳入自己的轨道。劳动者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最后会成为民族的领导。

戈登分子和博罗霍夫分子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劳工运动只要把自己作为整个民族的运动，就会成为民族的领导。尽管他们的推理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能够考虑将整个民族吸收到开拓者的劳工运动中来。博罗霍夫分子本·古里安设计了一个口号“从阶级走向民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戈登分子设想一个开放的社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建立一种不受制度障碍影响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博罗霍夫分子认为，阶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从劳动者的立场看，阶级斗争将等同于民族斗争。实际上，戈登分子说，“让我们劳动，并建设一个民族”；而博罗霍夫分子说，“我们是一个阶级，我们将为成为一个民族而斗争”。这两种观点都把劳动的角色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角色。两者都关心用建立在犹太人基本生产基础上的新的民族模式代替东欧犹太人的职业结构。对于在依赖犹太工人的有酬劳动体制中，如何取得劳动的主导地位的内在困难，戈登分子不像博罗霍夫分子那样明确。而另一方面，博罗霍夫分子却不知道如何使劳工运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基础之上，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是模糊的，甚至完全是乌托邦。

在劳工文化中，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主题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领导者们的思想活动中也不能完全把二者区分开来。由于移民的来源仍然集中在东欧，民族主义的方案也自然是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述的。但随着运动的重心从维尔纳和明斯克转向雅法和塞杰拉，这种表述方式便逐渐消逝了。

政党政治的出现

开拓者们一来到巴勒斯坦后，很快就分成了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互相竞争的阵营。戈登派最初占多数，他们中大部分人原来在欧洲都受到西尔金的影响，现在组成了青年工人党。那些在欧洲追随博罗霍夫的人则组织了锡安工人党的巴勒斯坦支部。后来，当欧洲受博罗霍夫影响的移民到来后，逐步扩大了锡安工人党的队伍，最后成了两党中较大的一党。这两个党都创立于1905年，它们在开拓者们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帮助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们是开拓运动中仅有的两个组织。

青年工人党一创立，就决定中断与欧洲的锡安工人党的联系。青年工人党成员最主要是致力于民族主义事业，他们决心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面临的开拓农业的困难，避免进行社会主义的说教。他们要采取一种实用的、立足本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的路线，暂时抛开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痛苦。这个党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是认为自己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它寻求代表最高形式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戈登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精神或思想导师，而在斯普林扎克 1908年到来后，便成了这个党首要的实际战术家和发言人。这个组织中出了许多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领导人，而且还出了一大群希伯莱文学名人。

与青年工人党相反，锡安工人党将它与欧洲的联系保持了许多年，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巴勒斯坦分支的文化领导人是伯尔·卡茨内尔森(1887-1944)，实际的政治领导人是本·古里安和本·兹维等人，他们一直希望得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但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派领导人却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要求。1906年，锡安工人党在雅法通过了其纲领，它在第一段中就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然而，其方案也号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表现出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强硬政治倾向。

总的来说，锡安工人党在观点上比青年工人党更富有战斗性，在倾向和分布上更城市化，不像戈登派那样相信兄弟之爱和和平主义的功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适应了巴勒斯坦的环境，锡安工人党成员虽然仍使用博罗霍夫的马克思主义词藻，但在行动上却表现得越来越像真正的戈登分子。这两个党的分野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中的，而且，这种理论上的分野产生于它们形成时期碰到的欧洲问题，而不是产生于巴勒斯坦的现状。这样，他们往往能在保持不同的理论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选择上达成协议。因此，两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已成了他们主要的业余活动的意识形态交锋，都带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性质，类似于欧洲脱离周围环境的社会主义活动。在实践中，他们摆脱了教条的束缚。他们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纯粹空谈的态度。因此，或许可以这么看，他们那些欧洲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方便的想象，使他们较容易适应巴勒斯坦的环境，而没有提供一种准确的答案，使他们能理解他们的实际活动。

在适应过程中，锡安工人党的成员不得不作出更大的让步。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本·古里安强有力的领导，他要求党减少与欧洲的联系和关注，这种联系到1920年便最终断绝了。锡安工人党逐渐把民族主义目标放到高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地位，并且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使他们能够领导和支配整个工人运动。

看来看去都不是什么圣经宗教，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