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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折腾还是不折腾?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 -- 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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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想我们的分歧在于“劳动积极性”的定义

我不是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所以没有更大范围的统计数据,只能从我在老家的经历出发。

在改革前,农民是无权决定生产些什么的,而自主权下放后,他有权决定。这在微观上就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产业优化。

这是一个相当范围内的“误传”。至少在70年代,我老家的生产队还有相当的自主权。生产队除了传统粮食作物种植外(水田种水稻,旱地轮种玉米、小麦、红薯),还有自己的果园、辣椒、生姜、花生(这些是挣钱项目),也有自己的小手工编织业、面粉加工等。国家是通过“公粮统购”来隐性决定农业种植什么的。这个主要是由于当时粮食产量低,为了满足城市商品量供应而不得不为之。后面我会进一步讲。

这个种植什么,实际在更大程度上是几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我老家的土壤、气候只适合于种植这些。实际上,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即使有了你说的“自主权”以后,农村大部分村民仍然只在水田种水稻、旱地轮种玉米小麦和红薯,果园、辣椒、花生、生姜每户也都零散种一点,但总体面积和原来生产队种植差不多。所以你说得自主权在我老家并不是主要因素。

由于收入和自己的产出相关,他会自觉地去改良品种,施用农药,也会努力的去施用更多的化肥。

不知道你说的改良品种是什么意思?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改良,并不是农民自己决定的。农民是从种子公司购买国家当年推广的的品种。国家推广的改良品种是国家扶持的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果,与包产到户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是包产到户在时间上刚好遇上袁隆平的农业科技大突破。农药和化肥也是一样的情况,甚至化肥紧缺的局面到80年代末才得以缓解。

生产队时,粮食种植品种单一,水稻品种多年没有改变(不记得具体数据)。生产队想改良品种也没有办法,不是舍不得投入,不是没有积极性,多产粮食,除了交给国家的部分和集体提留,留给自己的就相应增多。这对当官的是政绩,对老百姓是肚子问题,从上到下都有巨大的积极性。否则就不会到处开荒,漫山遍野一株一株种玉米。可是国家能够提供的粮食品种就只有那些,不是生产队没有积极性去改良品种。

我对农药使用状况不清楚,每次打农药我都是躲得远远地。

化肥问题,生产队一直只有用过钙、氨水和农家肥为主要肥料。尿素和碳铵都是80年代国家从日本引进技术并逐渐在当地建成产能后再开始大量使用的。时间上比“包产到户”还要滞后。当时生产队用农户的农家肥是要记分的,一到播种和施肥季节,家家户户的粪坑都要被用空,生产队还在山上沤绿肥(腐烂植物)。所以我不认为,生产队没有施肥的积极性,而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高效的石化工业,没有建成化肥生产线,只好将就。

当然,我并不是说,生产队就没有大锅饭。但是宣传“包产到户”时一般都要说“生产队的工分制很多人出工不出力”。这种现象有没有?绝对有,而且还不少,但这绝对不是造成粮食总产量不如包产到户的决定性原因。“出工不出力”恐怕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最早表现:即使部分人出工不出力,地里的农活仍然可以按时完成。

因为无论从劳动工具的改造,良种,化肥物资的投入后面有人的积极性的提高的问题。所以不是无关于人的积极性的问题,而是在解放生产力当中,这个因素是最为活跃的

我不认为我老家的劳动生产工具、品种改良和化肥的供应是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的结果。那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科技发展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相对效益就好,所以农民有兴趣在投资扩大再生产(主观上有能力、客观上有产品可供选择,可以选更好的品种和更快觉得工具)。即使包产到户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工具的改进,那是远滞后包产到户的,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完成的,那时农村劳动力已经大幅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有足够的外来收入(打工)也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劳动效率以弥补劳动力进城后造成的农忙时劳力不足)来该进工具。

如果把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品种改良、化肥供应)都定义为广义“人的积极性提高”。那么这个积极性不是普通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农家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我例举我老家农民在减少农动力投入但增加化肥、农药和粮食品种的情况下,仍然获得粮食丰收。这恰恰说明,在保持必需劳动力投入的前提下,科技进步才是农村粮食丰收的主要因素。

为何越来越多的良种能够投入是市场呢?那的确是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积极性极大提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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