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集体农庄农民是农奴”“左翼怀念集体农庄”的商榷 -- 侠客梦

在润树论述新中国粮食生产的大作下面：

润树:【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murongke同学有几个关于当年人民公社的跟贴：

murongke:农村改革的伟大意义让农民摆脱了农奴身份

murongke:什么是农奴？集体农庄下的农民就是农奴

murongke:现在怀念集体农庄制的，多是一些想当然的左翼理论人士

对此我有不同理解，写出来与murongke以及诸位对中国农村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商榷。由于本贴不完全是讨论粮食生产问题，恐引起争论，偏离润树雄文主旨，故重开一贴。

首先，咱们当年实行的是三级（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核算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过“集体农庄”一说，那应该是东欧苏联的说法。

其次，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不能用今天的社会形势去评价当初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当初农民必须得种粮食，而不大量增加蔬菜水果其他经济作物和大力养殖畜产品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和总产低，口粮尚不能保证，怎么敢减少主要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而增加农副产品的生产呢？口粮、副食品都要凭票定量，为的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存。不是政府（包括人民公社）不让农民和生产队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必须要首先保证粮食供应。粮食不够吃，首先必须保证基本口粮，才能谈蔬菜、水果和肉类生产，否则就成了“何不食肉糜”。

为什么包产到户以后，蔬菜、水果和蓄产品供应显著增加了呢？那是因为粮食单产提高了，全国的粮食供应有了基本保证，所以才能增加蔬菜水果的种植面积。正是因为粮食增产，所以原来作为农民口粮的玉米、红薯等粗粮可以用来养殖，当然畜产品供应也随之增加。

这些问题都不能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剥离出来讨论。假设，包产到户以后，由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粮食单产只比人民公社时期略有增加，政府会不会继续采去强硬措施保证全国粮食总量供应？农民还愿不愿意主动减少粮食耕作面积增加蔬菜水果供应？当时即使种植蔬菜水果能挣到钱，没有粮票也换不到粮食，更何况没有粮食饲料，怎么养殖畜产品？要知道，即使在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在1992年，即包产到户10余年后，才取消粮票流通，也就是说1992年左右国家才敢拍胸口说“粮食问题基本无虞”了，无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计划分配了。这些都是建立在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的基础上，并非农民或者生产队傻，而是国家形势和社会环境使然。

改革后的农民能够从事这些职业挣钱，也是建立在社会工业化基础上的。60年代，因为粮食供应不足，养活不了急剧膨胀的城镇人口，国家就曾劝退很多非农人口回到农村。粮食供应不足也是国家控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原因之一。

并且，80年之前，我国没有今天规模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原因可以请教葡萄等高手）。换句话说，当年没有并足够市场需求，农民也没有外出打工机会，并不是非农产业严重缺乏劳动力（实际上城镇人口就业到现在都还是个不小的问题），而人民公社卡住农民不放。自然，农民也就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办法去从事非农产业，并不完全是人民公社制度限制了，而是国家形势所需。

这个我完全同意，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低收入，单靠农业粮食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大部分农民是无法增收的。所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这取决于工业化的程度，与农业本身并无直接关系。如果非农产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给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土地流转那是水到渠成，没有异议。

应该说，这个是人民公社初期的问题，后来至少在70年代中后期的人民公社并没有实行。就我家而言，每年基本外调两头生猪（就是卖给国家食品供销社供应城市人口），也养鸭子和鸡（数量取决于余粮的多少）卖鸭蛋和鸡蛋作零用，并没有上文说的那样左。生产队也有经济作物种植和其他项目，水果、辣椒、生姜、花生、油菜、也经营小编织、面粉加工等，还有一个大队社办企业（现在乡镇企业的前身），小造纸厂（包产到户时就分了）。到了年底，生产队除了分自己生产的口粮外（针对所有人口），每个劳动力还会根据工分多少分红，这些“红”就是从上述项目挣来的，国家征收的公粮统购也要付钱。

那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好不好？是超越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参见：葡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与封建时代的生产方式并存

有种说法，“领先一步是先机，领先50步就成了疯子”，这“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直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当时的生产力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状态（也不精确，生产力比现在低很多的意思，封建社会的农民有没有能力广泛使用化肥和农药,氨水也是化肥哦？也许现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所以人民公社就直接“飞跃无限”了。

当时国家的主观意愿是以工业化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比照的是第二产业的工业厂矿。生产队的农民相似于国营企业的工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并不归干部（生产队长、大队长或公社社长）拥有，甚至也不归国家拥有（宪法现在仍然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剩余价值(当年就是农民口粮之外的粮食）是被国家以收税的方式通过法律/行政途径拿走的，社队干部只是代表农民行使管理权而已。看看当时拿铁饭碗的国营企业工人，工人也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但剩余价值也是以税收和利润方式上缴国家；工人自己也不能自由支配生产资料，也是厂矿干部代为行使管理权。当时的工人可没有被称作“工奴”，是被称作“企业的主人”（直到90年代朱总的国企改革为止）而被人趋之若鹜呢？

既然是大生产方式，农民出门当然应该请假，这个从制度上讲是没错的，工人不上班照样得请假才行。当时的中国，不要说是工人出差，就是政府部门干部出差照样需要“介绍信”，介绍信并不是只针对文中的“农奴”。

知道为什么吗？既然外出做工，他就不挣工分、不为集体从事农业生产了，可是生产队仍然要给他和他在生产队的家庭人口分口粮，并负担其老弱的医疗保险等福利（尽管当时的福利很少），并且不想在外面干时，随时可以回生产队来挣工分、分口粮，这相当于停薪留职费。如果以社会化大生产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农业生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么是不是说就应该原封不动地恢复三级核算的人民公社制度呢？至少，我看没必要，侠客梦:【原创】用常识分析土地流转与集约化经营的可行性

我也不知道“左翼理论人士”是不是这样认为。毕竟“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

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相信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