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明冲突、宗教、伦理和价值观 -- 常乐

近年来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可以看到宗教的因素。

911后，小布什要各国和民众选边站：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他们那一边。这里的“我们”是美国，而“他们”就很模糊了。

“他们”的所指有小、中、大三个：最小的“他们”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某些穆斯林“邪恶”国家，包括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控制的国家（如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伊朗）或有碍美国利益的国家（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较大的“他们”是穆斯林世界。Spengler在“穆斯林自由化运动失败：西方索性劝回教徒皈依基督”（外链出处）中写道：

西方是哪儿呢？在冷战时期是清楚的，就是北美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澳洲、日本和梵蒂冈，主要敌人是东欧和东亚的共产主义国家。90年代初，苏联解体，原苏联加盟国和东欧国家放弃共产主义，冷战结束。西方欢欣鼓舞，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说，正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战胜了邪恶的共产主义，终结了历史。美国学者亨廷顿没有这么乐观，其《文明的冲突》说以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文明如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但是近20年来的国际冲突，主要却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特别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和西方与东正教斯拉夫人（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塞族人等）之间。

纵观西方国家，除了梵蒂冈，有如下特点：(1) 发达国家，人均GDP要接近1万美元。颜色革命成功的欧洲穷国，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只能作为西方的外围前线。(2) 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3) 民主政治。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治是不及格的。(4) 多数人信仰宗教。核心国家是新教（狭义基督教）为主的，如美、英、德、加、澳、新西兰。其次是天主教为主的，如法、意、西、葡、爱尔兰、波兰。再次有全民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然后是有新教、天主教等多宗教的，如日本还有神道教和佛教、韩国还有佛教。第四是东正教为主的，如希腊、保加利亚。只有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它进不了欧盟，与此有些关系。

由此可知，宗教是西方社会的主要属性之一，在西方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西方伦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不明理的教徒说的那种胡话：不信神就是没信仰，就是迷途的羔羊，就会只有物欲。

人的心理系统包括多个子系统，如知识系统、信念系统、情感系统、意志系统。人对于自身、自然和社会（心中有同一套民俗文化的人群）的知识是很有限的，而对于未知的那一大部分，有些承认不知道就完了，可有些因现实需要而假设并相信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信念，有大有小。小的信念如相信某个数字会带来好运，大的信念如相信有鬼神的世界。后者因其大，而常被叫做信仰。

民俗文化也有多个子系统，其中之一是伦理系统。伦理对于社会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法律提供了基础。善法还是恶法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合乎伦理。伦理系统这种抽象的东西，对其性质是有争议的。

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探讨抽象的东西是从类（范畴）开始的。例如我们接触的桌子，是一张一张具体实在的桌子，那么桌子这个抽象的类是怎么回事儿呢？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探讨，就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名（类）物（具体成员）之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精神世界里的抽象的桌子范畴，概括自物质世界的具体的桌子，而后者是柏拉图所说的先验世界里的桌子范畴的不完美的表现。这种说法叫做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中国古代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道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抽象东西。照此说来，伦理就是先验世界里的规则，是普遍的，绝对的。善是上帝、安拉或佛等主神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康德的先验理性的一部分，如其名言：

第二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只是一群人对那些具体桌子的约定。这叫做唯名论或约定论。中国古代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约定俗成谓之宜”。照此说来，伦理就是一群人约定的善行规范。它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第三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是每个人的心理对外在的具体桌子概括而成的概念。这叫做概念论。照此说来，伦理就是每个人对外在具体善行概括而成的一套概念。它也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实在论者（教徒或先验理性信仰者）相信有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一种伦理价值）和伦理（一套善行规范）等抽象东西，非实在论者则不承认。但是不承认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和伦理，并不意味着都不承认善、价值、伦理、文化等抽象东西既有个性（或特殊性）也有共性（普遍性、普适性、普世性）。

在我看来，伦理是一群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出于相处的需要而对于善行逐渐约定的规范，而且是内化于这个人群中的每个人的心中。伦理有稳定性和继承性，儿童如学习语言一样，逐渐学习到伦理。伦理也会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伦理。可以评论不同社会的伦理规范的差异甚至高低，但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没有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所以要看某个或某套伦理规范对于增加所属社会的成员以及人类福祉的作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一个社会有利益冲突的成员，更别说人类的几十亿成员了。不明理的西方道德评论家，自以为登上了先验、绝对的或最先进的道德高地，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一开口就是“他们”或“你们”恶劣甚至邪恶，却浑然不知自己这样做是极端不道德的。

在西方国家里，因为历史的缘故，多数人信教，而宗教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伦理提供了基础。德国社会学者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新教伦理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如新教伦理是教徒直接对上帝负责而无需通过教会，努力工作是对原罪的赎罪，这样就鼓励了新教徒努力工作。但是应该看到，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相信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也导致了自以为正义化身的极端派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中国从古到今都有宗教，但没有过多数人信仰一种高级宗教。中国的伦理基础有佛教等宗教成分，但不是主要成分，而主要成分是世俗的经验及其精致化——多种哲学等人文学术。从古到今，不信教的多数中国人，都按照社会的伦理行事，当然不是迷途的羔羊。

对善和伦理的探讨，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传统悠久的哲学（包括宗教哲学）途径，也就是伦理学（包括宗教伦理学）。这一般是先假设普遍的善（宗教伦理学等实在论伦理学先假设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在此基础上纯思辨地建立普遍的伦理系统（实在论伦理学建立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系统）。另一种途径是近两百多年来的社会科学途径，也就是研究对象包括善和伦理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这大多是先观察和概括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一个一个善行规范，由此概括出一个文化或社会中的伦理系统。概括出多个文化或社会的不同伦理系统后，尝试找出某些伦理系统的一些共性，据此把多个伦理系统归入不同的伦理类型。然后再尝试找出不同伦理类型的一些共性，也就是善和伦理的一些共性。这是从特殊到普遍。当然也会有人从普遍到特殊，即先假设伦理共性（往往主要是自己文化的伦理系统），再以此为基础观察和概括伦理类型和多个文化的伦理系统。

在近现代的文化（包括伦理）探讨中，不管是哲学途径还是社会科学途径，因为西方学者占大多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西方文化（包括伦理）为基准，导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伦理）中心论，尽管这早已在学术界受到强烈批评，名声如同种族主义。在学术界之外，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很有市场的，还没有和种族主义一样臭。学术界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评，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文化相对论，就是认为不同文化是无法比较的，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天然合理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文化多元论，就是认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并不以其中一种为中心，但它们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并不是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天然合理的。

现在的一种流行说法是，正义（善）、平等（公平、公正）、自由（人权）、民主是普世（普遍）价值。这种说法原是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家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合理性的，基于先验理性或宗教等实在论。现在各国民众仍然可以以这些价值自行推动社会进步，但并不需要接受实在论的假设：这些价值是普遍的。至于西方国家用这些价值以及普世价值假设来干涉和控制非西方国家内政，甚至为了肢解非西方国家而制造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口号，只是流氓找茬罢了。西方国家经济已经发达，非贫穷者占人口多数，占用较多的世界资源，相对于贫穷者占人口多数而且占用世界资源较少的非西方国家，国内平等、自由、民主程度一般总要高些，以此作为干涉、控制或肢解非西方国家的理由，那是强盗逻辑，就像古希腊人以自己有民主权利作为对非民主制城邦开战并将俘虏作为奴隶的理由。非西方国家民众要做的是，自己发展经济，脱离贫穷，同时维护和争取平等、自由、民主权利，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西方国家以输入平等、自由、民主为名的干涉、控制和肢解，是为了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损害非西方民众的利益，所以会受到非西方民众的反对和抵抗。

此外，平等和效率、自由和秩序、民主和法治，都是在一个国家的一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相互制约的。激进地乃至极端地单边狂飙突进，甚至进行超越现实条件的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反而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