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识分子的“内战” -- 淮夷

前些天淘了本书，《知识分子的“内战”》，作者王晓渔，任职于同济大学的文化研究所。最近找出来读了一下，觉得有些意思。故此略记一二。

此书的着眼点，是1927-1930年上海的知识分子群落，以及他们之间的“内战”。此处内战二字作者是加了引号的，盖因知识分子们的纠葛，顶多止于打打笔仗，如张承志所谓“以笔为旗”是也。倘闹到挥拳相向的地步，便落了下乘。

这本书的观察角度，在于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1927年选择了上海？

2，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1930年离开了上海？

3， 短短几年间，他们在上海做了哪些事情？

前两个问题，不难解答。先说说为什么来上海。作者援引了日本学者小浜正子的研究，“选择上海并非出于主动，主要因为其他城市不约而同地陷入政治高压。”所谓“其他城市”，包括广州（鲁迅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和武汉（广州暴动和宁汉合流造成两地知识分子大批离去），但最重要的流出地还是北京。

1927年北京的文化环境已经剧烈恶化：一边，是张作霖的铁腕（张大帅解散北京大学，演了一出“京师大学堂”的复古闹剧），另一边，是北京国立高校的欠薪。自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大以来，北京文化的黄金十年在1927年划上句号。

与张作霖治下的北京不同，1927年的上海，国民政府暂且无力顾及。此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兼有租界自治和出版自由，实属一片“行政空白”（小浜正子语）。孔雀东南飞，便成为大势所趋了。

而知识分子在1930年又离开了上海，也还是政治气候变迁使然。南京政府1928年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对上海后院的政治控制逐渐加强，1930年达到高点。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环境，陆续离沪，也就不奇怪了。

我感兴趣的其实是第三个问题：当年，大批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之时，做了什么事情？

作者使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去解释这个问题。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有名的社会学家，“场域”是布迪厄创造的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另两个概念是“惯习”和“资本”）。

坦率的讲，我对作者使用“场域”这样的洋词去解说中国历史的做法并不感冒。这似乎也是现今搞社会科学的一个通病。非得用“知识分子场域”这个怪词？就不能换成“文人圈子”？好好的煎饼卷大葱，非要做成比萨饼的样子端出来。何苦来！

好吧，既然作者喜欢，就说说场域吧。

布迪厄说，社会是由一个个“场域”组成的。每一个场域内，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着尊卑、高下、优劣的社会关系。一个人在场域内的位置，取决于他背后的“资本”。此处的“资本”涵义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而是包含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用这套说辞去观察1927-1930年的上海，聚集在上海的文化名人们构成了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场域”。以政治立场区分，作者提到了四个“场域”，或者说四个活动于上海的文人圈子：

1， 左派：后期的创造社（成仿吾，冯乃超等日系留学生为主），以及比创造社更“左”的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这两个社团是鲁迅所称的“第四阶级文学家”，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基本上是中共的文化支部，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2， 偏左的：鲁迅和他的追随者。鲁迅先生27年从广州来沪，一个人就构成一个强大的气场，吸引着孙伏园等语丝派老将，柔石、台静农等小将。

3， 偏右的：胡适和徐志摩为核心，及其影响下的商务印书馆，新月书店，平社等社团。这一“场域”笼罩的人物还有叶公超、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陈西滢等英美派的名家。

4， 右派：这包含梁启超为核心的“研究系”，和左舜生、李璜等人的“醒狮派”。这一派也称作“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反共势力的大集合。

显然，这是一个枣核型的分布。极左和极右的两个热衷政治活动的文人圈子，并没有什么大家巨擘。中间的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两个圈子，云集着最多的、也最出色的文化人才。这是一件好事 --- 鲁迅和胡适，虽然政治倾向不同，却有一件共通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这也是写出伟大作品的源泉。

这些圈子之间在上海的交锋，对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一下。此处略过。

值得一提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不同圈子的知识分子各有其惯常的活动空间，中间绝少交叉。

以左派为例。太阳社成员多在杨树浦一带（那里工厂多）活动，他们的任务是在马路上和工人“交朋友、搭关系”。工厂之外，另一个主要的空间是“亭子间”。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最差的那种房间，面积6平米，狭窄潮热，作家们在此挥汗研究革命文学。

除了工厂和亭子间这样的体现无产阶级本色的场地，左派文人还有一个喜欢的聚集地，那就是南京路、霞飞路等地的咖啡馆。这主要是为着开党会，躲避巡捕。此为鲁迅所谓的在“革命咖啡馆”喝着“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是也。

与左派作家们在上海的东躲西藏不同，鲁迅的社交场所更固定一些。最主要是在鲁迅的文字中常常提及的内山书店。此外，鲁迅去的很多的一个所在，是虹口一带的电影院。

鲁迅喜欢电影是我早知道的，只是并未留意细节。读了此书，看到鲁迅在上海期间看过140场电影。这绝非一个小数目---即如我等今日生活在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有多少人在影院看过这么多的电影呢？

另一个有意思处，是鲁迅在上海的影伴。毫无疑问，许广平是一定要陪鲁迅进电影院的。另一个常客，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和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往往，还有鲁迅的学生们（柔石、崔真吾等）。颇有许多场次的电影，与鲁迅同行看电影的人有6、7人之多。以今日的观影习惯，多为二人世界卿卿我我不同，鲁迅先生这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入电影院的场景，如今不易见到了吧。

附记：

书中见到当年的《新月》杂志卖书广告。《西滢闲话》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西滢是谁是不成问题的。闲话是什么文章，现在印在这本书里了。为什么人人要看----是的，为什么人人要看呢?......《西滢闲话》，印出来卖给要看它的人。”

到底是民国时代，连卖书广告都这样轻轻柔柔的挠人，实非今日的“吐血推荐”“XX必读”可比啊。

• 【整理】淮夷 老师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