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四面楚歌之美国篇 美国制度之大挑战（之一） -- 井底望天

之所以提到黄金10年，是因为想从这个角度说明下，我对统治政府和他们的统治基础的关系的看法：一个政府必然要维护本身的核心阶层的利益，象南京国民政府，他的核心利益阶层是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所以他做的很多政策和措施都只会维护和扩张这个阶层的利益。27年，在先总统蒋公进入上海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们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卖身投靠国民党，借钱给国民党消灭土共和工会。但资本家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并不是国民党的同盟者或者说伙伴。国军还没出上海呢，杜、黄、张三位老大已经上门请老板们去喝茶，替国军收捐款。资本家们曾经为自己谋利益，他们把宋子文看成是自己人，要求增加在立法院中的席位。但最终发现自己最后还是被官僚资产所控制，还是被太祖算的中：“在民主革命阶段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直接同盟军，并且利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与其一部分结成暂时联盟，将其当作间接同盟军；”

回答楼下的一些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困难当然很多，可是再困难总没土共难。看看上海滩杜、黄、张三大佬的兴起就可以知道党国困境的真正原因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党国的压榨和强取豪夺的目标，黑社会势力反倒成了党国的联合和依靠对象。下面转的内容都来自《剑桥民党史》：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 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 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 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 富有的商人。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 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 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

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 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 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 )是他们提供的。 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 %，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 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 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一一一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 75%一一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样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 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纳税也使工业道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 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一一一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

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一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一一一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 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 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 银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 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 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 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 年) ，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 1931年) ，矿产品税(1933年) ，等等。新 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 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 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 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另外，《子夜》里的描写：　“十二三万，你还说数目不大！我只要五六万，可是也没有办法。金融界看见我们这伙开厂的一上门，眉头就皱紧了。但这也难怪。他们把资本运用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赚进十万八千，真是稀松平常——”

　　“对，对！周仲翁的话总算公平极了。所以我时常说，这是政治没有上轨道的缘故。譬如政治上了轨道，发公债都是用在振兴工业，那么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关系就密切了。就不会像目前那样彼此不相关，专在利息上打算盘了。然而要政治上轨道，不是靠军人就能办到。办实业的人——工业资本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力量，逼政治上轨道。”

　　唐云山立刻利用机会来替他所服务的政派说话了。他一向对于实业界的大小老板都是很注意，很联络的；即使他的大议论早就被人听熟，一碰到有机会，他还是要发表。他还时常加着这样的结论：我们汪先生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花在军政费上了。也是在这一点上，唐云山和吴荪甫新近就成了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