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安年 -- 李靖岩

——————大时代的分崩离析之中，亦有人格的光辉闪烁。

东汉王朝太仆赵歧即将结束他风烛残年的生命。时为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赵歧在不算短的一生中倍极坎坷，家破人亡，更名潜逃，而最后终于时来运转。当他缠绵病榻时日无多时，他已是朝廷重官，九卿之一。回望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他不会忘记那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无偿且无私的伸出一把手的人，那是他的朋友。

王朝的官吏排序严格的遵循着儒家的礼法。太上师臣，其次友臣。皇帝既已成为天下的共主，他的举动言行无不被全国人民所眺望并且随即成为国家的准则，则官吏的分布也就自然而然以皇帝为中心。王朝的文官序列最高为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分掌国家的行政经济以及军事。其次即九卿，即太常、太仆、大司农、大鸿胪、卫尉、廷尉、少府、宗正、光禄勋。与三公执掌煌煌大政不同，九卿在狭义上只是围绕皇帝形成的私人服务团体，以至于有人戏谑的把侍中形容成给皇帝端尿盆的。所谓仕宦不止执虎子。实则这种低级工作当然不至于再由国家高级官员亲力而为。虽然皇帝主巡的时候照例由九卿中主掌车马仪仗的太仆亲自执鞭驾辔，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形式。

实际上，不但九卿而且三公也在慢慢成为朝廷形式的高级附庸。王朝的末叶，尚书台系统浮出水面，并且逐渐凸显出其特殊地位。汉朝末年，尚书台已经接管了大多数王朝日常办公事务，其涉及范围之广权力之大使尚书台的领导者尚书令、尚书监、尚书丞逐渐成为朝廷重臣。虽然其中俸禄最高者也不过月六百石，远下于二千石的诸州太守。这种奇怪的反差在后世历史上屡有发生。明朝中后期，当大学士们已经成为帝国实际的宰相，其品级却不过五品。这些品级或俸禄不高但位居要害的部门往往由皇帝真正的亲信出任，相反本应是皇帝亲信的九卿却已成为尊崇的荣誉称号。称号的获得与其说因为被嘉奖者的兢兢业业务于实绩，不如说被嘉奖者长期保持的优良的道德节操已经成为朝廷的公认。大汉王朝的官吏评价标准与官吏道德水平息息相关。品行良好操守清白的青年人即使出身贫苦也能通过举孝廉被处事公允的地方官发现并挖掘，并且从此走上王朝的政界。当时的观念认为，倘若一个地方官操守清正，即使此外不做其他任何预防，蝗虫也会安然的绕过他管理的土地。

赵歧的一生便是这种独特的道德观和政治观的真实反映。桓帝时期，赵家的一个在朝廷部门任职中层的子弟毫不掩饰的表示了对宦官的领袖唐衡的蔑视。唐衡在当年的朝廷政界有唐独坐之称。他一沉下脸，大小官吏一律噤若寒蝉。只是因为赵家子弟级别过低他才没有立即反扑，但赵家子弟持续的挑衅使唐衡终于恼怒。他这种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顷刻之间，他的亲随便成为赵家子弟的直接上司唐衡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赵家除道德表率之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抵抗能力。赵家沦为案上鱼肉，陷入灭顶之灾，几乎在这场政治报复中全军覆没。赵歧也受牵连不得不连夜逃亡。直到北海，以卖胡饼为生。由此得遇他的恩人北海孙宾硕。此后的故事颇为感人。

引《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宾硕时年二十余，乘犊车，将骑入市。观见岐，疑其非常人也。因问之曰：“自有饼邪，贩之邪？”岐曰：“贩之。”宾硕曰：“买几钱？卖几钱？”岐曰：“买三十，卖亦三十。”宾硕曰：“视处士之望，非似卖饼者，殆有故！”乃开车后户，顾所将两骑，令下马扶上之。时岐以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宾硕闭车后户，下前襜，谓之曰：“视处士状貌，既非贩饼者，加今面色变动，即不有重怨，则当亡命。我北海孙宾硕也，阖门百口，又有百岁老母在堂，势能相度者也，终不相负，必语我以实。”岐乃具告之。宾硕遂载岐驱归。住车门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当来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钟酒，快相娱乐。一二日，因载著别田舍，藏置复壁中。后数岁，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还本郡。三府并辟，展转仕进，至郡守、刺史、太仆，而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

胡饼即今之烧饼，因饼上有胡麻（芝麻）故。汉朝末年，胡饼从西域传来后迅速普及中原。灵帝时一度成为官宦贵戚争相馈食的流行品。赵歧其家既是一个不十分小的官吏世家，则对这种食品有些了解以至以此遁世也并非不可能。但他关于烧饼价格的颇具禅意的对话与其说是佛教禅意的体现不如说是吓糊涂了语无伦次。因为有记载的佛教正式传流东土距其时不过百年，即使推扬广播，也大多是贵族官吏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假与黄老之学相酬酢的消遣，即使赵歧懂，不见得追捕他的人也懂。好在孙宾硕并不是追捕者。不但如此，他还不计代价的毅然掩护了赵歧。为此承担的后果，一旦变起，足以让他的百口之家瞬息间灰飞烟灭。

但赵歧本身并不是驰名天下的学问家、名儒或者清官。他所以被孙宾硕如此重视，其因无非是赵歧正遭受宦官们的迫害，而再其因不过是赵歧家族中一名子弟的一时疾恶过甚。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扮演着不可辩驳的恶的角色，并且逐渐将王朝另一重量级掌权群体外戚剔除出执政群体。相似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十常侍谋杀外戚何进。

宦官进入权力中心从本质上部分可视为皇帝不甘于自己的权力旁落。因为从古以来逐渐成熟的体制不鼓励皇帝有过多自我的意识。皇帝既然作为国家的象征君临天下，就必须在一举一动中体现国家的威权和尊严。小至坐姿的是否标准，舆服的是否符合礼法都可能遭受臣僚的劝谏。虽然在王朝的更替这样剧烈的动荡时代里容或允许曹操这样自由洒脱的君主级人物存在。但当数十年之后他的孙子曹睿继任魏王朝皇帝时。倘若不按礼仪穿好正式服装，他甚至不敢接见他以耿直和敢谏著名的臣子杨阜！而同一时期皇帝的私生活，狩猎和对皇家园囿的保护都巧妙的被文臣推论到影响国家安危的令人眩目的高度。在官僚们上下一体结成的共同防御体系中，皇帝个人的力量实在太为弱小，所以只能引入宦官集团辅助之甚至对抗之。但官吏集团既然尚不肯从容供给皇帝从心所欲的权力，更不用说宦官，于是引发的连场激斗是剧烈甚至悲壮的。其中甚至牵涉到并不以功业为主要目标的高级知识分子群。前后有李固杜乔和李膺杜密两代“李杜”在与宦官集团斗争时付出沉重代价。两代李杜不但在政治上代表着官吏集团的立场，而且以其个人的渊博学识和清正人品领袖着天下文人。因此而引发的对宦官的声讨和唾弃甚嚣尘上。直到数十年后，曹操还因其父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而被陈琳大骂为赘阉遗丑。

因此赵歧被宦官集团所迫害反倒使他赢得了天下舆论的支持和赞誉，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王朝末年的道德观赞颂倾身为国的志士，也推崇舍身为友的义侠。波流所延甚至包括经术名家。孔子之后王朝末年著名的神童孔融得以成名就不是由于他广为人知的让梨而是由于他和哥哥争相承担收留一位如赵歧般遭受政治迫害的朋友的责任——被国家砍头。

然而孙宾硕与赵歧既非旧友，又素不相知。倾盖相交，立时推祸福而共享之。其勇义至此又居于王朝末年各位义士之上，所以与祝公道，杨丰、鲍出三人合为王朝末年的著名勇侠。其中祝公道以义救被陷囹圄的王朝末年名臣贾逵而闻名，鲍出以孝知名，杨丰则有“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的勇悍名声，后来单骑杀死谋害太守的本地豪族。纵观王朝末年四大名侠的作为，其中明显的体现出对传统道德感的舍身维护。如孙宾硕、祝公道之义，杨丰之忠，鲍出之孝。四大名侠本身的勇名和武略却尚在其次，孙宾硕就没有任何证据可证其武勇。孙家是百口大族，身为家长，有一些身手是可能的，然而未必杰出。这与四百年前王朝初建时那批拔剑伤人千里独行的大侠们已有所不同。道德的作用越发彰显。类似的纸面武侠道德直到一千七八百年后才由梁羽生和金庸构筑起来。

义侠们做出这些事情，其本质并非为已身牟利。而是试图以一种中立而超然的态度去维护传统道德的延续，所谓大义所在，虽刀斧不趋避之。因此保有同样立场的朝廷官吏集团也更容易接受之。汉朝初年的游侠们往往与朝廷官吏构成敌对。而汉末义侠则是旁窥到朝廷的制度或举措有缺失不当而后勇敢的以己力量匡扶弥补之。所以汉初大侠郭解竟至于灭族。而汉末四大义侠结果要好得多，天下以为冠冕表率。为此甚至可以授予其一些嘉奖式的官职。孙宾硕即曾任豫州刺史，但显然并非长久之计，因为不久就因饥寒而远避荆州。荆州刺史刘表与孙宾硕官位上相当，但他却有能力养活一群象孙宾硕这样的名士，且有忠厚之名。可见孙宾硕的豫州刺史之中势必有相当水分。而在此期间数十年中，赵歧却已一路升迁，最后到达太仆。没有记载发达后的赵歧曾经回馈孙宾硕若干好处。当太仆赵歧奉朝廷旨领远赴荆州时，意外的发现夹杂在欢迎人群中的已白发萧然的孙宾硕。这是三十余年后的重逢。两位老友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实际上，孙宾硕身为北海强族之长，人力和财力上自然享有相当优厚的资源。他要做官，可以自然通过当地牧守起身，搭建起自己的人力资源网络，累仕数十年必可历一方州郡之任。既为诸侯，则至少可以保证家庭衣食无忧。然而孙宾硕并未如此。即使后来做到豫州刺史一样的高官，也没有在任上发展出任何势力或者资产。而是默然面对冷却了的人生。曾经搭救过贾逵的祝公道后来因事获罪，贾逵得信已晚，救援不及，祝公道竟被处死。这两位一时名动天下的义侠，并没有因为对社会道德的杰出的维护而得到经济上或法律上的如何特别照顾，即使是政治上也多半是一种虚名荣饷。杨丰和鲍出更是迅即消沉下去。名侠们的贡献既出于自觉和义务，则朝廷没有必要予以相应的支持和反馈。得以名动天下，已是最大安慰。王朝累经四百余年，在末年将道德体系推向社会约束的新的高度，其推崇力度自古罕见，因此而有四大义侠。但不久以后，经光和、中平、初平、兴平而至建安，国家的逐渐崩坏瓦解使四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体系一时几致没顶之灾。建安六年，太仆赵歧已缠绵病榻。在此之前，孙宾硕已辞世良久。汉末四大义侠的另三位也已悉数出场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待生命的结局。没有人继承他们的意志和事业。他们将成为一种符号或者图腾，作为传说世代传诵下去。而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在这个时代里独力维护道德体系的人并不只孙宾硕和以他为首的四大义侠。建安六年，管宁已年逾四十，在辽东的隐居生活也已开始数年。管宁名动天下，是汉末著名的“三人一龙”中的龙尾，但其志行则为三人之首。后人常不解为何三人中管宁屈居龙尾，其实是因为所求不同。龙有争珠之性。若使明珠象征官禄才势，则追求官禄最烈的华歆显然便是龙头。邴原名利次之，则为龙腹。管宁最为淡泊，是为龙尾。三人一龙，则有先后去就之别，而不仅在于个人品行的高下。

管宁在建安初年北渡辽东。是时中原群雄林立扰攘，风雨欲来。管宁的北渡辽东带有明显的避祸意向。又因为他在士人中格外崇高的地位，几乎云行景从。管宁到了辽东，开石为庐，筑土为墙。不久以后，以他为中心就逐渐形成一个规模达数百人的小型村落。其成员大多是追随而来的士林避难者。所谓“旬月而成邑。”管宁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管宁是王朝末年始终遵循并身体力行的执行儒家准则和操守的最后一人。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清谈虽未成为主流，却已崭露头角。对文章典籍的明解妙悟常常成为展示个人才智的平台而非个人人生态度的表征。知与行正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严重分化。华歆在建安五年正式离开江东，建安六年已成为曹操的下属。在此之前华歆主掌豫章，在力不能争的情况下默认了孙策的兼并。虽然情有可原，但世人往往将他和起兵力战孙策不敌的王朗相比较，然后得出尴尬的结论。就事实而言，华歆已辗转数家诸侯。

华歆和管宁的友谊后来以许多妇孺皆知的小故事而闻名。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是管宁和华歆在共同垦田时挖出一块金子。管宁视若无睹，华歆拾而弃之。又某日书斋旁有高官车马路过，管宁端坐不动，华歆出而望之。于是管宁将供两人跪坐的草席划成两半，说：“汝非吾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高考议论文写作风潮中，管宁割席常被作为一个重点事例反复列举，后来并且引发出新的阐述。管宁既是华歆的朋友，则眼见朋友犯错而不纠正，只顾撇清自己，实际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最早发明这种论调的人一定相当聪明，以至于可以单靠事物的表面做出结论。

东汉王朝末年的道德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因而这个时代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可以单凭理论构筑出几乎完美的道德体系并且身体力行之，以为天下作一表率。而另一些同样优秀的分子则在理论之外更加关注实际世界的改变，因此不得不在虚构而完美的体系和现实而复杂的体系中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使相当一部分投身时代变革洪流的高级知识分子始终陷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犹豫。在王朝末年的另一本记略中。华歆与同伴在避难途中遇到一个需要救帮助的人。起初众人都说接受他加入队伍，华歆否决。因为在他的计算当中，众人的剩余实力不足以在保护自己之外再照护一个人。倘若接受而中道放弃，不如一开始就彻底否决之。但众人不同意，于是接受了那人的加入，过了不久，果然发生特殊的变故。这时原本一致答应某人加入的众人又一齐准备舍弃他，而华歆则坚持留下再次拯救之。华歆的犹豫来源于他对理想和现实的综合权衡与判断。倘若判断得出结果，他也会毅然决然的朝着他认定的方向前进。这并非华歆先天的才智和品德相对管宁有所不足，而是所选道路不同。建安六年，当管宁在辽东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小小理想国时，华歆已经投身仕途并且积极的向上攀升，一度成为曹家父子的谋主。十九年之后，东汉王朝结束。大魏王朝的首任皇帝曹丕御宇临朝。华歆迁为司徒，与太尉钟繇、司空王朗并成为大魏王朝首任三公。退朝之后，文帝曹丕感叹的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没有证据证明管宁和华歆的友谊从此断绝。魏朝太和元年，已成为三公之首的华歆坚持要将自己的太尉让与管宁。管宁的反应可想而知，当然坚辞不就。但两人都明白此举幕后包含的深刻意义。华歆通过逊让太尉委婉的表明至少在道德表率上自己不如管宁，太尉虽然本职军事，但在当时已成为坐而论道之官。新君即位，必要有大威望大德操者以为重臣相辅弼，以示王朝山海一般至高的威势。管宁毕生之奋斗，其目的与此大致相同，只是管宁更加注重于个人独立的表率而非王朝的象征。即便如此，倘若官职不是三公这样坐而论道的虚荣而是需要笔耕手算的实务，华歆也绝对不会让与管宁。因为显然那样的实务更适合自己处理。

王朝末年，道德观念已经从儒家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且愈加昭显它的力量。与之相反，经学本身则在东汉近二百年历代名儒大师们的锤炼下逐渐走向歧路，变成实用主义的媒介。如果说马融还因为有郑玄这一位入室弟子而欣慰，则郑玄卢植们面对刘备、公孙瓒、田畴、徐庶这样一批学生只有默默无言。魏朝稍晚时期，朝廷曾经深惜经术缺失而颁诏令，动员政府官员向当世仅存的宿儒们拜师问道。本来性质不过是文化传承。但在诏令上仍然不得不写道：“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金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岂不勉哉？”。不这样写就激发不起学习者的动力。

但经术对于王朝而言实际意义即在于文化的剥离和精神的继承。因此经术之取得也不能够期望师相传授，而是要深通王朝内部的一切关联脉络，而后以经术为指导作出最恰当的判断。其源出于《史记梁孝王列传》。梁孝王的属下刺杀袁盎，事情牵连孝王，带动太后不安，而太后不安又影响到景帝不安。景帝派出的深明经术的官员对此的处理方法是，凡有涉及孝王证据统通一火焚之。既然查无实据，矛盾也就不成其为矛盾，孝王、太后、皇帝由此相安无事。其精髓不在于对事实存在的矛盾的规避和掩饰，而是正确认识到不能因此引发到牵连可能远大于本案的政治风波。只要太后那里得到平静，则即使梁王再有动向，皇帝足以对付之。总之，既还没到完满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不能让矛盾过多过早的爆发出来以免反而形成乱局。因此说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

经术原旨如此，而在两汉四百年间逐渐偏离原意。至于王朝末年，能够通晓这门貌似和书本有关其实更近于筹划运用的学问的人已经少之又少。华歆其可近之，而管宁则在道德观念和精神层面上树立起一个完美的表率。至于最下级的捧着书本寻章摘句，纵然成为训诂学上的大师，其成就也仅限于学问，而与王朝真正的命脉无干，因此也就难能取金紫如拾芥。

突出的例子是稍晚时期有名的天才级人物王弼。王弼少年天成，惊才绝艳，辩论驳议口若悬河，文章辞赋满纸锦绣。于魏晋清谈界是不世出的高手，其哲学造诣尤其对易经的阐述直到一千八百年后还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样一个天才对于做官完全是白痴。他甚至不懂得他所沉迷的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有差距的。以至于面带严肃的恳请曹爽屏去左右侍者以便深谈机密。当曹爽依言行事后，王弼这才放心的大谈他对易理的最新认识。其幼稚竟使得本就不能算成熟政治家的曹爽哑然失笑……

但王弼也有其幼稚的原因。因为他太年轻了。此人不但英才绝世，而且英年早逝。终年只有二十四岁。政治斗争不同于经典学问，可以靠天生的聪明颖悟速成。管宁比王弼年长的多，行事也更加蕴藉含蓄。尽管自身仍然坚持其认定的道德准则和信念，管宁懂得必要的沉默。不但如此，他还劝止过与他齐名而性格刚直的邴原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言辞锋利，以免祸及自身。管宁与他居住范围内的地方官一直保持着谦和的若远若近的关系。既不故作清高，也不同流合污。魏朝黄初四年，管宁从隐居三十余年的辽东返回中原，居住在青州。青州刺史程喜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这位老兄在三国志中总共被提及三次，就扳倒了田畴和杜恕两个名臣。虽然并没有任何记载可证其立过什么丰功伟业，但可以想像其在青州执政日久，颇得皇族宠信。——另一次记载即朝廷诏问他管宁的近况。管宁在他的治下又度过十八年左右的时光。然后安然谢世。终年八十四岁。汉朝失去了最后一个道德层面上的领袖。

王朝末年，在管宁的影响之下，中原很多俊彦纷纷选择了这条注定没有结局的路。他们大多是王朝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其中再没有高度堪与管宁相比者。但在坚持传统道德准则这一层面，他们是坚定的同盟。除邴原外，其中还包括王烈、张臶和胡昭。他们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被树为楷模，并且试图以个人的作用扶助并矫正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人力有时而穷。他们的影响范围包括管宁在内仍然只能切实的影响一地。正如能感动中国的人未必能感动评委。他们的坚强而执着的努力是这个古老王朝精神意义上的最后延续。建安六年，管宁走上了他的路，一群王朝的精神子民跟随着他。而后他们将纷纷老去，目送王朝的最终谢幕，并且无奈的渡过自己漫长的人生。这是王朝末年最长寿的一个群体。管宁寿至八十四岁，胡昭八十九岁，张臶则享年一百零五岁。汉末魏晋时代史书独立有传的历史人物，张臶为最长寿者。历史给了这些孤独的隐者太多时间，以使他们亲眼看到自己坚持的理想的幻灭，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韩非子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时为建安六年，而在东汉王朝之内能够坚持他们崇高的理想矢志不移的人，却已只剩下儒和侠。这似乎是一个反讽。或许单以此节我们就可以约略推出王朝实际的大厦将倾。再没有一个中流砥柱可以力挽狂澜。王朝的生命之火已经暗淡。从它之上会开出属于新王朝的鲜艳的花朵，并且在另外的时空里悄然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