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 柳叶刀

堂叔其实就比我哥大两三岁，因为我叔公一直到了五十来岁才有了这一个后代，算是老来得子吧，在他身上寄托了全部的希望，宝贝得不得了。

宝贝归宝贝，堂叔却是投生到了一个错误的家庭，因为叔公的成份是地主。

说起来叔公这个地主成份来得有点冤枉，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当年叔公在镇上开了个杂货铺，赚了点钱，兵荒马乱的，寻思着在乡下置点田产也好有个退路。就几亩地，比村里有些富农还少，自己忙着店里的生意，那地自然是租给别人种了。不知怎地，解放时就被划成了地主。这一升级不打紧，一下就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了。不过那年头还能怎么着，自认倒霉吧，从此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不仅如此，还得记着叮嘱自己的儿子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原来是做生意的，年纪又大了，让他再学着从土里刨食是有点困难。不过日子总得过下去，幸好有个侄儿（就是我爸）还争气，有能力不时贴补一点。儿子也听教训，老老实实心无旁鹫地专心念书，出了学堂，也打打柴做做小工以贴补家用，就这样捱到了高中毕业。

说起来堂叔的运气不错，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政策宽松，居然被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生物系。可把叔公和婶婆高兴坏了。再加上侄儿已经答应了，如果堂弟考上大学，所有的学杂生活费他全都包了，他们的眼前是一片光明的前途。

文革开始的时候，堂叔已经念了四年的大学，即将毕业。因为文革，没有分配，大家都留校闹革命。堂叔背着个地主成份的包袱，一直都很低调。同学们分成两派，他就是个骑墙派，逍遥派，随大流混日子，只盼着赶快分配好挣钱养家。家里对他也挺放心，因为他一向是见着麻烦绕道走，从来不掺和闲事。

再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却出事了。

应该是一九六七年吧，叔公突然收到学校来的一封电报，说是堂叔跳楼了，让他去上海领取骨灰。这个消息对叔公和婶婆来说，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两个老人人生的全部希望就此破灭。

据后来知情人说，事情是这样的：堂叔在当逍遥派的时候交上了一个女朋友，也不知道那姑娘为啥看上了他，也许觉得他是个靠得住的忠厚老实人吧，现在也不得而知，这姑娘的哥哥却是复旦一个造反派的头头。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的革命形势可是瞬息万变，并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正赶上了堂叔的女朋友的哥哥的这一派处于下风，被对立派打得屁滚尿流，仓惶逃亡的时候找到了妹妹的男朋友。堂叔看到未来的大舅子落难，义不容辞，就想法帮他逃跑了。主角倒是跑掉了，可他自己被捉住了。你个狗崽子，居然敢跟革命群众对着干！到底是因为抗不过刑讯，还是被人推下了楼，现在也无从知道了。反正，堂叔死了。

尽管大家都反对，叔公还是执意一人去了一趟上海。

叔公去上海的遭遇也是后来在场的知情人告诉我们的。叔公到学校领了骨灰，在出校门的时候受到了对立派学生们的列队“欢送”。学生们排成两排，叔公捧着骨灰盒从中间走，一路上咒骂、唾液、拳头直至棍子。叔公当时紧紧地抱着骨灰盒，已经处于极度悲伤的状态，对这些事情浑然不觉。数年以后提起此事，他只是说，“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在红色的革命大旗下，不说我们老祖宗所推崇的推己及人的恻忍之心没有了，某些人连人类最起码的同情心都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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