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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真相又扑朔迷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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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被错杀）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1924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营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一起协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学生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年5月，又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 冯玉祥附蒋反共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为县委筹措经费，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土豪劣绅，处决叛徒，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2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二十一师（不久改新编十四师，移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1930年冬随杨部回陕，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营军官。1932年2月， 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 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 ”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歼其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

　　枪支丢给游击队。此后，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张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下半年，张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1933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四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与此同时，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严重，还有20余人被俘。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 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军队，张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时，张新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他派中共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共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张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中共地下党员去西安、上海等地为其购买电台、医药用品和其他急需物资。

　　同年4月初，警三旅奉命到宁陕以东阻击红二十五军。接到命令后，警三旅的中共组织即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张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堵击红军的部署；一面率七、九两团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9日（一说3月19日）下午，旅部快到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时，张收到担任前卫的九团团长阎揆要的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就地宿营，以免误会。张认为与红二十五军已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时，突然枪声大作，警三旅（欠第八团）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等20名党员军官被俘，不久被错杀。半个世纪以后，由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主持审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张汉民被错杀作了这样的记述：“由于当时省委（指中共鄂豫陕省委——编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