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厦门，解放日（五） -- 王外马甲

就在271团的颜仲庆班长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时候，不远的海面上，“云台船队”的船工林孝元却陷入了恐慌之中。

“云台”是93师船工大队的代号，和91师的“南台”一样，93师也在厦鼓战役中继续沿用了渡江战役时期的航行编号。这林孝元是“云台”二中队三分队的机帆船技师，但严格说来，他原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水手，而是漳州城里“利程车行”的工人。

厦漳战役期间，军务繁忙，为满足前线的需求，所有的民营车辆一律实行军管，客车用来运兵运弹药，卡车的发动机则拆下来改装机帆船，除司机要向兵站报到之外，各运输企业还必须抽调机修人员参加支前……这军管的消息刚刚传开，“利程车行”的开车师傅和修车师傅就跑了个精光，车行老板连一个愿意支前的工匠也找不到，只好向政府诉苦：如今是新社会，工人翻身做主，既不能打又不能骂、更不能拿绳子捆了抓壮丁，叫我怎么办才好？

请不来工人师傅，解放军自然有办法。“第六支前司令部”天天召集老板们开会、开导资本家的思想：你们过去剥削人民，做了不少坏事，所以才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现在正是你们立功补过的时候，要努力表现，争取工人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车行老板被宣传员教训得七窍生烟，一咬牙就祭出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绝招，放话说只要有谁愿意报名上前线，他情愿每个人给二两黄金——这二两黄金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想种田可以买几亩地、做买卖能盘下个小铺子，因此老板一开价，很快就来了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这林孝元就是其中之一。

说明一下：

漳州解放后，成立了中共福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和第六支前司令部。“第六支前司令部”是漳州警备司令部和军分区的前身，司令员李承尧、政委卢叨，下设汽车大队和船工大队，管理当地私营汽车93辆、外埠商车17辆（路过漳州的汽车，被扣留了），以及九龙江民船1020艘（其中排水量在5吨以上的有365艘），职责是支援部队作战并负责柴草粮食的运输。

汽车队和船工队的成员大多是自愿支前的进步青年，但也有个别是花钱雇来的壮丁。“买壮丁”的资金和手续都是由乡长、保长和财主们自己操办的（当时，新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地方事务仍由旧有人员维持），解放军对此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时并不干涉、事后也不认帐。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林孝元收下老板的金条就加入了“云台船队”，在机帆船上担任维修技师（也称“司机”）。10月15日这天，他跟随277团从浮宫镇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航程，终于抵达了鼓浪屿的西南海域。

距离滩头七八百米的时候，前方的鼓浪屿依然悄无声息，黝黑的山体漂浮在墨色的潮水上，仿佛熟睡了一般。但就在突然间，激战开始了，枪炮声撕破了静谧的夜幕，原本匍匐在黑暗之中的鼓浪屿猛地变成了喷火的怪兽，疯狂的烈焰直扑海面，一道道惨白的光亮在“嗡嗡”的爆炸声里不停地闪烁着，把踉跄而来的船队笼罩在充满死亡气息的恐怖之中。

风浪很大，炮弹破空时的尖啸声被狂风所吞没，只在落入水中的时候发出一阵黯哑的轰鸣，这声音虽然沉闷，却似乎更能够激起骇人的巨浪。爆炸此起彼伏，船舷旁水柱冲天，那裹胁在海水中的炮火不是红色的，而是泛着蓝、透着绿，就象一团团阴森森的鬼火，把甲板和海面映照得如同地狱一般。

林孝元就被围困在这地狱之中，他浑身冒汗、肌肉痉挛、手脚不听使唤。战场的险恶把船工们吓坏了，大家六神无主，只好狂念佛经，“如来成正觉，断惑证法身……超凡入圣，了脱生死，圆满福慧，超脱死生……阿弥托佛，阿弥托佛”，正念叨着，忽然听见船老大满怀哀怨地哭叫起来：“夭寿啊（短命鬼）……不打前头，专打我们……”

大家连忙探头张望，果然发现国民党军实在很“不公平”——大家都在朝着鼓浪屿前进，应该一起吃炮弹才对。可眼下的情况却是落在前面的（271团“南台船队”）炮弹少，落在后面的（277团“云台船队”）炮弹多……这可真是太不讲理了。

说起来，“云台船队”的运气确实不够好。

通常情况下，借助暗夜和狂风的掩护，轻舟偷渡的船队在远距离上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271团的几拨人马都是离岸二百米左右才触动了警报）。可无巧不巧的是，277团赶到战场的时候恰好走在了兄弟部队的后面，前边一开打，炮火和照明弹把夜空照亮，他们也就提前暴露了目标——鼓浪屿上的国民党军立刻测出两支船队之间有四五百米的间距（这在退潮情况下大约是二十分钟的航程），并随即调整了防御策略：对已经贴近的“南台船队”实施干扰，集中炮火打击从远处跟进的“云台船队”。

事实证明，守军的这个“不公平”的战术是十分有效的。

277团缺乏海上航行的经验、又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没有预料，很快就乱了套。

炮弹刚打过来，“云台船队”就立即实施解体——根据“九龙江军演”时的方案，为避免航船在战斗中因为连成一串而遭到敌军密集火力的打击，各单位在发生交火时应主动切断绳缆，分头抢滩、以船为战——这办法原本并不错，可问题在于，当初制定方案时没有人想到会在离岸这么远的地方投入战斗，更没有想到海上解体的时候会遇上如此大的风浪，所以方案中没有考虑任何的应急措施，船工和战士们照章办事、刻舟求剑，结果是船队“解体”之后也就“解散”了。

弹雨横飞，狂风呼啸。解除了绳缆以后，失去牵引的船只立刻就被强劲的东北风吹着、向西南侧的九龙江入海口方向漂去。为了让逃跑的速度更快一些，有些船工还特意张开了帆蓬——可怜那些不知底细的战士还在奋力地划桨呐喊（31军在渡江战役时遇到的是顺风，所以大家一直都误以为只要是升帆就能够有助于冲锋），结果费了半天劲，战船反而离战场越来越远，就连宋忠贤参谋长也被大风吹跑了，277团从此也完全失去了指挥。

无动力的帆船被吹散了，剩下的机帆船应该还可以继续前进，但事情也不顺利。

与“济南第二团”不同，277团在作战前并没有确定突击队、先锋连，也没有对重要岗位的船工进行特别的思想教育。团领导大概觉得，十来公里的路途、两三个小时的航程，教育不教育的问题不大，结果一遇到危急时候，民工队伍中鱼目混珠、素质不高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枪炮一响，“司舵”彭毛虾就缩进了船舱，拿着个烧鱼的沙锅顶在脑袋上，死活不去开船。指挥牵引船的张指导员好不容易把这家伙拽上岗位，百般安慰，还伸手伸脚地在船舵前站成个“大”字，说“别怕别怕，我给你挡子弹”，谁知道话音刚落，一块弹片就真的打进了指导员的胸膛，彭毛虾吓得“嗷”的一声钻进舱底，再怎么拖也不肯出来了。

“司舵”筛了糠，只好让“司机”接替，可林孝元也在磨洋工。船老大暗地里拔掉了锭锚的插销，那带着大青石和木制猫爪的沉重的锚碇就悄然落入海底，任凭舱室里的机器烧开了锅、这船身丝毫也移动不了——船老大的意图当然是想保住自家的木船，而林孝元也不愿意把船开上前线去送死，所以两个人就装模做样地“演戏”，心照不宣。

这时候海面上一片狼籍，有的船飘远了，有的船被击沉了，有的船在狂风的戏弄下瞎转悠，还有的船受到了炮火的重创，半浮半沉、岌岌可危。

从前方飘下来一艘船，尾舱坍塌、船舵被炮弹轰掉了，歪歪斜斜地好象随时都有可能沉没。船上的战士不停地发信号（277团知道在夜航时用灯光进行联络，而271团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林孝元他们看见了，赶紧把绳索抛了过去。可没想到，两船靠帮的时候，那边的人发现了这边投进海里的锚链，一位挎盒子枪的干部上得船来、揪住船老大就是一巴掌，“为什么抛锚？混蛋王八胆小鬼！”

这打人的干部是个排长，名叫栾培华。栾排长个子不高，黑黑壮壮，脾气很大的样子，他说：“大家都是发过誓的，要解放厦门和鼓浪屿，难道忘了么？照现在这样的情况，后退是死、留在海上也是死，不如向前冲，把血流到日光岩上才有价值”，说完就把伤员全都转移到那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上，自己掌舵，愣是让这艘已经在海面上磨蹭了老半天的机帆船重新起锚，开足马力冲向了海滩。

10月15日夜，277团共有五艘战船先后登岛，包括八连副连长辛文华、四连二排长栾培华在内的97名战士牺牲在了鼓浪屿滩头。相对于从浮宫镇出发的六七十艘船、近两千兵力而言，这样的战果确实很难让人接受。

给277团造成致命灾难的，一是海上的大风，二是拦截的炮火，他们的力量主要是被消耗在航行途中了（271团在海上“失踪”411人，而277团的相关数字未见披露，估计应该远远超过前者），但不可否认的是，277团曾经以自己的牺牲给兄弟部队创造了战斗的机会，如果不是他们在鼓浪屿远端海域吸引了敌人的大部分炮火，271团的1营和3营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登岛。

但遗憾的是，“济南第二团”的攻击主力并没有充分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他们在战术上出现了失误。

《叶飞回忆录》在分析金门战役时指出：“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这话说得很对，只可惜叶飞将军的部下在当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厦鼓战役期间，31军各单位最流行的口号是：“船只跟上就是力量”，“勇猛前进，夺取胜利”，“登陆突破快，伤亡能减少”，“插到敌人背后才能从敌人痛处打”，“立功的时候到了，要保持我们的荣誉”，“发扬英勇顽强敢打敢拼的小老虎精神”……其战术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敢打敢冲敢于穿插，丝毫也没有守滩头的打算。

这也难怪，“突破穿插”始终是解放军的传统，几十年来，这个战术原则伴随着人民军队由弱变强、由小到大，想突然一下就发生转变是不大容易的。但问题是，渡海登陆作战确实需要稳固的滩头支持，而鼓浪屿这样的地方也的确不适合进行穿插。

鼓浪屿太小，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岛屿上耸立着七八座石头山，两个团的守军驻扎在这里，从理论上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穿插”的缝隙；鼓浪屿的街巷乱、房子密，街道上铺着花岗岩，两侧尽是混凝土结构的洋楼，处处易守难攻；这里的防御体系比一般的野战工事更具有“弹性”，西洋人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巷战的因素，所以战术控制点更加分散，进攻方即便是打得下一个点也稳不住一个面，而且越往前走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在这样的区域，如果事先没有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和针对性的训练，贸然进入是很容易吃大亏的。

但271团却硬是闯了进去。

10月15日夜10时许，271团侦察连一个排、团机炮连两个排、1营三个排、3营五个排和91师配属给271团的一个步兵炮分队（连）在副团长田军的带领下陆续登陆，他们和先期抢滩的1营1连一起向旗尾山发起了攻击。敌军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各单位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小老虎精神”、向敌防御纵深处勇猛穿插。

旗尾山的山坡上只留下副团长田军和几个侦察员。按照以往的规律，防线撕破了，部队杀进去，剩下的事情就是敌人逃、我们追、抓俘虏和缴武器，所以把临时指挥所设在哪里都是没问题的。但这次却不同了，鼓浪屿的地盘小，败退的敌人不会溃散，跑了一阵又能聚成一堆，而且由于这小地方的道路设施和通讯条件都很发达，守军的联络方便、调动速度也很快……

田副团长正在指挥部（那儿原本是个挂“台风球”的信号台）里等消息，电话铃突然响了，耳机里头有人问：“洞拐洞拐，你的情况怎么样？”，这边的回答也干脆：“什么洞拐，老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放下话筒正觉得可乐，一转眼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百来号国民党兵，咿呀呀地干上了——这才明白先前的电话有问题，人家是来探听虚实的——敌众我寡，打了没一会，警卫员和侦察员都牺牲了，老田眼看就要被包围，赶紧冲出掩体往山下跑，可跑到山底下也停不住，滩头上一点接应的兵力也没有，只好又接着往海里冲，幸亏夜黑风高而且还穿着救生衣，要不然没被打死也淹死了（田军随着潮水向西南方向漂流，天亮后在九龙江口遇到了救护船）。

副团长遇到了麻烦，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妙。突破穿插的部队冲进去没多远就攻不动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火力点，街道两侧尽是铁门和高墙，拼命打下一个堡垒，本以为能够控制局面，却发觉四周的房子全都朝着自己开火，这才明白，只占领一两个据点根本就守不住……打着打着，各单位都打散了。那时候鼓浪屿的各座洋房里都有电话，守军相互联络和探听情况很方便，但解放军却既不知道总机密码也不知道分机代号，眼瞅着那玩意儿用不上，外面黑灯瞎火、心里也懵懂糊涂，乱撞一阵之后居然发觉自己被分割包围了，这才感觉事情不对，有的人就开始调头往回打。

但返回的路途也同样艰难，敌人一路穷追不舍，从街区直追到海滩上，滩头没有船、没有接应人员、也没有防御工事，简直是一片绝地。国民党兵高喊着“缴枪不杀”、“我们也优待俘虏”……那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可解放军哪里有轻易交枪的习惯。有的人跳了海，有的人拼死抵抗，这期间，不断有突围的战士从街区跑向海滩，也不断有追兵撵杀过来，双方在礁石间枪战、在海水中撕打，枪声、咒骂声、惨叫声和刺刀撞击的声音盖过了风浪的咆哮。在海滩前指挥反击的一营教导员于连沂牺牲了，身负重伤的八班长程远策拉响了最后的手榴弹……血肉横飞，遍地尸骸，那能够奏出美妙鼓点的礁石群在此刻已经变成了人间的修罗场。终于，在子夜临近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殊死的搏杀面前屈服了，他们退上了山头。

绝境中的勇士守住了最后的阵地，但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

如果登岛部队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巩固住这片滩头，首先摧毁守军的前沿防线和炮兵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逐次登陆，整个战役的结局将大不一样（写到这里，想起《兄弟连》里的温斯特E连，他们在诺曼地战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捣毁德军的大炮，确实应该如此）……但遗憾的是，271团完全沿用了陆地作战的传统，在突破一点之后就径自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核心区域”和“最高峰”，结果是使得守军的防御火力能够继续发挥拦截作用、并可以迅速调动部队填补缺口，而自己反倒处于前冲乏力、后继无援、进退两难的被动境地，最终导致了全面失利。

（事实上，机炮连指导员赵世堂和他带领的几名战士也确实冲上了鼓浪屿最高处的日光岩。他们在山顶呆到天亮，看看情况不对又往山下冲，结果在半道上牺牲了。这样的壮举当然可歌可泣，但其实并不能够改变战斗的结局）

反过来看，国民党55军29师虽然曾经是华野的手下败将，鼓浪屿的防御兵力也并不比进攻部队的人数多，但正因为屡经交手，这帮家伙对解放军的战术特点非常了解——271团的主力一登陆，岛上指挥官（29师副师长郭沛藻）就明白自己的前沿阵地肯定是守不住的，但他不仅能猜出“济南第二团”在突破后将会怎么做、甚至还猜到了解放军会把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所以国民党兵才会预先集结到271团的穿插路线上，所以他们的特务连才会往田副团长的指挥所打电话、证实那房子里到底有没有人……

解放军对航海的生疏和船工的觉悟不足，271团的轻敌和固守成规，国民党守军的经验和狡猾，恶劣的气象和倒霉的退潮，再加上鼓浪屿那十分有利于防御的客观条件……各种因素的综合叠加，才使得原本数量并不占优、战斗力并不算强的国民党部队居然能够只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就打垮了解放军的两个主力团——不仅击溃了海上的277团，而且还对已经登岛的271团实施了分割包围——其在战场局部所表现出来的压倒性优势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许多军史材料都认为鼓浪屿的守军不止是两个不满员的杂牌团，而应该是新增了一个精锐团甚至一个师……

守备鼓浪屿的55军29师85团和86团当然算不上什么“精锐”，但这场战役却让他们在后来得到了“精锐”的待遇。

55军原本出自西北军第3路军（韩复榘部），属于标准的杂牌，29师是这支部队的基干，从37年8月建军之日起，除非遇到特殊情况，一般都是由军长曹福林自己兼任师长。厦鼓战役期间，曹福林是“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厦门防守司令官兼55军军长兼29师师长”，住在厦门，29师副师长郭沛藻率两个团驻守鼓浪屿。战役结束后，8兵团败退台湾，兵团部连同55军、68军、96军全都被撤编，就连曹福林也退役去“中华电力公司”当了顾问，有人说“这是西北军最后的全军覆没”，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29师是个特别的例外。

50年代，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实行整编，原先在大陆的一百五十九个军仅保留了十二个军又六个独立师，能够上榜的单位个个都大有来头，而原55军的29师居然也位列其中（独立第29师）——这可真正是把他们当精锐看待了。

当时，台湾军队里有轻装师、重装师、陆战师、装甲师，惟独这“独29”属于“预干师”，师长郭沛藻的职务是“国防部少将参议、军官团副团长、预备役干部训练部副主任、独立第29师师长”——这多少说明老蒋还是没把这帮杂牌当作正经能打仗的部队。不过，且不论能不能打仗，反正番号是保住了、“精锐”的待遇也享受到了，归根结底，这都是鼓浪屿上那一个多小时的功劳。

（发不完，补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