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辛弃疾为什么不提岳飞？回复更精彩，敬请多关注。 -- 王小棉她妈

而是说春秋笔法自来是史家的一个传统。实际上在隔代修史的前提下尚有能力威胁史学家的传主家族不多——司马家当然是一个。但可以理解。所以出现小恶直言大恶隐这种情况不是出于顾忌传主，而是史学家的治史传统。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开始，一部分传统的史学家就习惯以其超脱的地位用道德重新审议传主，并且得出一个基本的定位。这个定位的部分作为结论呈现在每篇本纪、世家、列传之后。另一部分则作为史学家的既定认识潜移默化的贯注在传记始终。目的在于令整篇传记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脉络。而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真实的、不带任何褒贬的纪略。这就使得史学家们为使传记更加明确的符合结论而有意识的裁剪史料成为可能。魏武帝曹操总体上用兵既然雄于天下，则津津乐道于某个具体战役打的多么糟糕显然对最终结论没有任何好处。反之还可能出现负效果。毛太祖一生功过七三开，但要是一味沉浸在“三”中乐此不疲就很可能连剩余的“七”都动摇掉。所以虽然不讳言失败，也不会浓墨重彩的对失败大加渲染。倘若传主本人的定位就很糟糕。则败仗就可能被描述的更加明确。比如董卓。虽然如此。陈寿评价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松之仍然认为不当。所谓“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於辞为重。”还是认为这个结论比之传记中所记述的董卓苛刻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