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读《荒淫无道宋高宗》 -- 支持李梅
本书的传主宋高宗，虽然在专横残暴、荒淫无耻方面与中国历史上其它昏君暴君并无二致，但由于他毕竟是「开创了」南宋半壁江山的所谓「中兴之主」，而不像历史上的商纣王、隋炀帝那样成为亡国之君，也不像金朝的海陵王那样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因而竟能够被宋朝的封建史官曲笔回护，掩去罪恶，美化成一个俨然圣明的仁德之主。这种美化的成功，使后人常常为传世史料中大量的「虚美之词、隐恶之笔」所蒙蔽和欺骗，而对之作出不符历史事实的评价。直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对其采取折衷平恕的态度，从各个方面为其罪恶作开脱。可见要扫去封建史官加之宋高宗头上的重重迷雾，还其人以本来面目，是如何困难的事。作者正是有鉴于此，才提出「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下一番祛伪求真、由表入里的工夫」。他成功了。书中大量关于宋高宗的史实考辩，处处反映了一位史学工作者的求实求真态度、独立思想精神，闪烁着艰苦考索后得来的真知灼见。细微的具体史料的考证不必再举，这里仅举宋高宗朝著名的两大冤案为证。一是陈东、欧阳澈之死。杀害二人的罪魁祸首分明是宋高宗，但是宋人的记述中，却只能让黄潜善、汪伯彦来承担这份罪责，彷佛此事与宋高宗了不相关。这种记载欺骗世人近千年之久，其真相直到作者笔下才被揭穿。二是岳飞之死。这一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冤案，究竟由谁造成，在宋人的笔下，自然也只能归咎于秦桧，而为其君主掩饰开脱，以至于直到今天，关于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史学界仍无定论。在作者的笔下，读者看到的则是宋高宗和秦桧两人狼狈为奸，共同酿造了这场冤案。这种论述是在对大量事实进行比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比之那种简单地归咎之于宋高宗或秦桧本人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历史事实，更能令人信服。在封建史官有意无意制造的云烟雾障面前，作者所以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是因为他总是「身在最高层」，比常人具有更高的洞察力和鉴别力。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见仁见智、极难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虽然如此，这并不等于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没有固定客观的标准，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标准，依个人之见，就是必须首先观其大节，看其平生作为的主要部分，主要方面，而不应蔽于偏曲，执其小而忘其大，见其细而遗其巨。就宋高宗来说，他也许在某些方面有一二善端美行，但其一生所活动的主要方面，就是对外割让国土，纳币称臣，完成对金议和，对内倒行逆施，残害忠良，实行专制统治。评价其人，应该以此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为其一二小智孑遗所掩。少部分人为宋高宗评功摆好，或为其开脱罪行，根本原因便在于见识偏颇，背离了这一根本出发点。《宋高宗》一书正是按照这一标准来把握和评价这位传主的，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围绕着这一方面的内容展开的。作者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爱憎分明，对这位专制君主及其所代表的一小撮黑暗势力和卖国投降、虚伪残酷、荒淫腐败和种种劣迹罪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和严正无情的鞭挞。读毕掩卷，不能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令人愤惋，令人痛快淋漓，令人欣然释然，彷佛亲睹一幕时代悲局的上演，又身历对一场滔天罪恶的清算。当然，作者并没有因为这种鲜明的爱憎而流于形式化、公式化、片面化，而是时刻把握着宋高宗这一「多面派」角色的复杂性，随着环境变化和时势推移，勾勒出他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面孔，并随时加以分析和揭露，使读者透过这些极富表演天才的嘴脸，更加深刻地认识掩盖于其下的虚伪腐朽的灵魂。唯其如此，本书对宋高宗的批判才更加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没有乡愿式的调和折衷，没有貌似公允的平恕之词，却又无时不平恕，无处不公允，秉笔直书和褒善贬恶在此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理性的剖析和道德的评判在此达到了完美的交融，这正是本书在写作方面的极大成功之处。
但此书显然并未停留在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进行研究的层面上。作者是一位富于激情和正义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疾恶如仇的禀性，并继承了中国史学以史为鉴的优秀传统。他曾亲自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痛思这场民族灾难爆发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使得他在立足现实反观历史时，比常人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在这本书的〈自序〉里，作者写道：「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在那个不要历史、摧残文化的年代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化泛滥、极度膨胀的地步。」「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从这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研究宋高宗及其时代的现实宗旨，撰写《宋高宗》一书的现代情结。他正是怀着深刻的爱国热情，怀着对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宋高宗及其时代为缩影，来批判和揭露我们民族的坏传统的。他把这种坏传统概括为「专制、愚味和腐败」，并指出它的对立面是「民主、科学和清廉」。这一概括是深刻的，其现实指向也是十分鲜明的。他「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希望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中愚昧、腐朽和落后因素的清算，为民主、科学和清廉的新因素的增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注在这里自然地联结起来了，它基于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决不是在史学沦为政治奴婢时代的牵强的影射和附会；将二者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也决不是甚么政治的功利的因素，而是一位富有使命感的史学工作者对民族命运的深切思索和关怀。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宋高宗》不仅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是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它倾注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寄寓了作者对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
总之，丰富的史料、审慎的考证、鞭笞罪恶的激情、冷静剖析的理性，在这部历史人物传记中完美地融为一体，使它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在近些年来出版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本书确是为数不多的上乘佳作之一。
如果要说本书有甚么美中不足的话，我以为其最大缺陷就是对宋高宗的论述似乎还漏掉了些甚么东西。作者从揭露专制与腐败的动机出发，以抗金问题为线索，成功地论述了宋高宗对外割地称臣、降金乞和，对内厉行专制、荒淫腐朽的一面。但宋高宗同时还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对北宋新旧党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即在政治上否定了自北宋中期以来的变法运动，在学术上否定了王安石新学。这件大事，用南宋人的话说，也可以叫做那个时代的「拨乱反正」。而对此本书则未予涉及，似乎作者在考察宋高宗一朝史事时，是忽略了南宋初年掩盖于民族矛盾之下的、与北宋党争相关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在细节问题上，本书也偶有不尽完美之处。如作者通过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宋高宗在对金态度上卑怯苟偷、畏敌如鼠的性格特点，并在书末对此作出一个总结性评价：「一个雄健大丈夫的体魄，却很不协调地包裹着一个卑怯得出奇的灵魂。」但在本书开头的第8页，论及靖康元年金人兵临汴京城下，康王奉命出质金营时，作者写道：「金人提出以亲王为质的条件，『朝廷议从其请』，宋钦宗便召见他的皇弟们，发问说：『谁肯为朕行？』二十岁的康王倒有一股锐气，他提议『增币讲好』，『越次而进，请行』。临行前，康王还向宋钦宗密奏说：『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这种记载，显然与宋高宗此后一贯的畏敌如鼠的表现大不相谐。依个人之见，多半也是宋人的附会之辞，未必实有其事的。这种理解未必正确，谨供作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