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30 峰回路转

就在我等候处理阶段，全国掀起了批判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热潮（赖已平反）。1958年9月，贵州省总工会召开扩大会议，揭批赖若愚并且联系实际，批判反右派运动中犯错的工会干部。

这次会议，铁二局派了八个工会干部去参加。“同案犯”刘毅、王民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开得很严肃，我们学习、住宿、讨论都在一间屋子里，不准外出上街的。有时，还要开批判会，天天出简报，时间拖得很长，至少有一个多月。

我们铁二局的八个人编一个小组，又是我作记录、写简报，每天一期。我怎么这样倒霉哟！四十三工区开会作记录还没脱到手，怎么又作起记录来了。写简报，大家发言，被我一综合，不又成了我一个人的观点？这些事，我没管，我行我素！

这次学习，主要批判赖若愚主席的《本队论》。他在一个什么文件中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本队’。”这先锋队是从本队衍生出来的呀！那本队不是比先锋队更重要吗？先锋队和本队是什么关系？好家伙，你“本队”要领导“先锋队”呀！你这是为工团主义找理论依据呀！该批！该狠批！

在学习的过程中，贵州省工会系统有的代表性人物，还抓住他的论点，在大会上批判斗争过。我们八个人，只是在小组检查批判，还没有上过大会，幸运。

扩大会议结束时，好象是传达刘澜涛在全总的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说是传达领导的指示，你工会干部“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不听党的话，对的也是错的。”谁是党？当然听党委的、书记的。

真怪，这次批判赖若愚，是在他死后，重新算帐的。他死时，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把案翻过来，你过去搞工团主义，不肃清流毒咋行？！省工会扩大会议结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工会消亡风”，要撤销工会，在政治部下边建立“群众工作部”。我们向工人日报写稿，下边反映工会“可有可无”，比这“消亡论”缓和得多，谁右？

以后，更明确规定：工会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取消工会的垂直领导关系。并且明确规定，工会干部的级别是行政干部的副职。这些决策，不正是我们“稿件”中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吗？我们建议全总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就是这点事吗？

我们写的“稿子”、“罪证”，我在下边专门有一节“保留”下来，对比一下，看我们这顶“右派”或者“中右”的帽子，戴得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在省工会学习期间，钟南辉同志从铁道部学习回来，任贵阳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恰好党委书记龙光沄到息峰疗养去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工会主席应该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对的也错”。奇怪，有一天下午，我们工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受了处分后，表现好，决定免于处分！”这免于处分的事，没有开支部大会，也没有讲根据党章哪一条！反正，我被特赦了！这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事，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我被赦了，其实我心里感到非常歉疚的是对王民同志，大家抓住他一句话：“死猪还怕滚水烫”，批他！这怎么说得清？其实，你把“稿子”前后连起来看，大家就明白了，他说：“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这只是一句觉得工作起来为难的话，哪够得上什么“主义”、“反党”啊！

下边属于我道听途说的话，据说我被“特赦”，是钟书记发话了，怎么说的？和谁说？我不知道。我犯事，钟在北京。他回来，我没和他见过面。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晓得我“犯事”的。

不过，这事，我信。有一件我亲自碰见的事，可以证明。有一天，我们区工会机关开支部大会，议题是开除一个干部的党籍！为什么？原来这个同志（姓名已忘记了）的爱人，在贵州农学院工作，他调来是照顾关系的，但区工会要把他分配到远离贵阳的工程处工会，他不愿去，说了句“胳膊扭不过大腿”等不满的话，因为他“对抗组织”，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会，我是参加了的。正在开会的时候，碰巧，钟书记过路，他进来了，问了问情况，他立刻表态：“这事要落在你们无论哪位头上，你们会怎么想？顶牛，说点怪话，就批！再顶牛，再批！最后只有一条路，开除党籍。这叫什么话？你们立刻和贵州农学院联系，主动把他调过去。”听党的话，错也对！立刻执行，这位同志得救了。我曾多次打听过这老兄的姓名，人家说“忘了”！反正，我也算当事人，我还是要记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我“特赦”了，怪事还在后边。不久，我接到一个调令：调胡崇俊任教育处学校教育科科长。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什么道理？因祸得福吗？还有怪事在后头，我还没到教育处报到，我又接到一个调令：胡崇俊调局政治部办公室，从“右派”变成“左派”，谁定的？没人给我讲！我也没问过。

晚年，区工会生产部后来的部长蔡永言同志对我讲：“工会批判你，是支部给我们布置的，揭发什么、批什么，他们事前交了底的。我年轻、幼稚、不懂事，对不起了！”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交心话。我说：“没事，那时，你是我，我一样批你。”他又说：“你说有人把你划成‘中右’，可人家给我讲：我们划他什么‘中右’，还提拔他了！”我说：“没划‘中右’？还留党察看一年哩！天理良心？！”

还可以举个事，从侧面证实一下我对钟书记的判断。钟南辉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写到：“在那些年代，工会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很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工会的好干部，这些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是值得我们反省、同情和怀念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生产部的潘鹰，可见，他所指的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们生产部的同志。

“工管分离”，贵阳局分家，他调柳州铁路局任副书记，他听说我要留贵州省委工作，他当面给我讲：“因为你爱人在成都，照顾你分居，我才没要你分在柳州，现在要分到省委去，不行。我到铁道部政治部为你告状去！”大家信不信？他真告了，告准了，铁道部政治部直接给我打了电话：“你回成都铁二局，哪里都不去！”

钟南辉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现在每年春节给他写贺卡，我在封面上写：“钟南辉大恩人收”。我这样写法，我不说，谁“推理”得出来！

最近，一批老工会干部聚会，谈起当年“反右派”的事，我不打自招，我说我是真正的“漏网右派”，我在西南铁道报上，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党对领导干部的照顾政策。我还没说完，白汶方接上话：“‘夫荣、妻贵、子显、保姆也沾光’！这是你写的。我没揭发你！”我说：“你包庇，但那么多人揭发，怎么就没说出这‘硬货’来呢！”老白加了个注释：“你用的笔名，人家不知道。我在生产部，我知道。”老白呀！你没跑脱，你让我滑脱了！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