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馆藏浅介 -- 故园湾里

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在网络上的介绍相当多，因此这一篇对于大克鼎的介绍里，我并没有什么能够对网上已经非常丰富的大克鼎的介绍资料进行补充。

但是作为上博青铜馆的介绍，总不可能特意挑开这只重器不谈；所以，还是勉为其难地做做文抄公吧。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造型宏伟古朴，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龙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正弦/余弦函数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

腹内壁上有金文铭文28行，基本上每行10字，仅一行11字，另有合文2字，重文7字，共计290字。通篇铭文布局在整齐的网格之中，每格一字，整齐划一。从整体上看，铭文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脉脉相通。

铭文大致记载了克是“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歌颂祖父师华父有着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因此成为周室重臣，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孝王追念其功绩，任命作为孙子的自己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随后回顾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过程和讲话，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又承蒙周王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余荫及孙的师华父。这篇铭文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和它初次相见时也惊叹：“（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大克鼎于陕西扶风出土。出土当时为一个器群，计有小克鼎七具为列鼎；克钟五枚成组钟，另有克镈（音薄，第二声）、克盨（音须，第一声）等多件器物，而大克鼎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件。这一群“克”器出土以后随即各分东西，从此天各一方：时至今日，小克鼎、克钟、克镈、克盨等青铜器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的书道博物馆；黑川文化研究所和美国的芝加哥美术馆等地。大克鼎当时为天津人士柯劭忞收藏，而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原籍苏州的潘祖荫【(1830-1890年)，字伯寅，号郑盦，清代吴县人。为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的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于柯氏有旧，旋自柯氏得到了大克鼎。但就在当年，潘祖荫过世。因为他无后，他的弟弟潘祖年阖族商议，觉得朝中无人，在北京有危险而无必要，决定带上潘家所有珍藏，包括大克鼎、大盂鼎以及众多明清字画珍玩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等一起打包，带回了苏州。

潘家人丁不旺，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嫁过来没几年就成了掌门媳妇。此时中国正是一片兵荒马乱之地，群魔乱舞之时。潘达于一个小妇人恪守祖训，严防死守，从不对任何利诱动心。上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专程赶到苏州，愿以黄金600两或一幢楼房交换大克鼎、大盂鼎，被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二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要员特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会的名义长期占有二鼎，也被潘家识破婉拒。1937年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二鼎命运危如累卵。为确保鼎不落入敌寇之手，潘家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置了几十件较小的鼎彝，深埋于祖屋第二进的堂屋地下。又建造夹壁墙，将字画等物品妥善藏入；日军曾多次闯入潘宅搜查这两件国宝，有时一天之内竟搜了7次，但总是挖地三尺空手而归，二鼎得以安渡劫波。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已经从苏州移居到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愿将两大鼎呈献。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至今，大克鼎已在此公展了半个多世纪。而大盂鼎却于1959年为支援北京历史博物馆开馆，调拨到了北京。

四十五年过去了，上海博物馆有情有义，为了让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捐赠人潘达于老人重见两大鼎聚首的盛况。特地在老人百岁诞辰时将大盂鼎从北京接回上海，于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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