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50）任旅、师参谋主任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五师南撤到河南洛阳，我调任七十三旅参谋主任。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工农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令陈诚率领几个所谓“中央嫡系部队”的新装备师到山西，其中有二十五师。同年夏天，红军主力从山西撤退回陕北，在山西大宁附近，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与红军渡河的掩护部队接触，伤亡不小。关麟征吹牛说是打了大胜仗。红军撤离山西，他说成是他指挥七十五旅打“跑”的。几天后，他在晋西汾阳召集全师营长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七十三旅，说该旅行动慢，协同不力，否则红军不会“逃走”。听训的七十三旅营长以上军官低头不语。他表扬七十五旅不仅打共军英勇善战，在古北口抗日也是“英勇顽强”的。其实，在古北口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是七十五旅首先溃退的。杜聿明副师长最清楚。但杜已去南京机械化学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本来两旅就不和睦，关麟征这次讲话是火上加油。后来实践证明，在抗战争中，七十五旅屡次溃败，因为关麟征、张耀明的陕西老乡，多在七十五旅任职，其中有些人既无能，又骄傲，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同年七月，两广反蒋。关师集中河南信阳，准备开广西讨伐李宗仁。这时关麟征赶走了他的师参谋长（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姓名记不清了），提升师参谋主任姚国俊（陕西人黄埔军校四期陆大某期毕业）为师参谋长，并准备提升七十五旅参谋主任刘世为师参谋主任，刘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陕西人，来该旅工作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当这一消息传出后，七十三旅的军官纷纷议论说：师部各处主任都是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的陕西老乡，成了“陕西会馆”，不久的将来，全师军官全都会换成清一色的陕西人，我们非陕西籍的军官赶快打好背包准备走吧。关麟征听到了这些议论，觉得提升刘世不妥，他考虑了十多天，终于决定提升我这个湖南人任师参谋主任。我到职后，关送给我一个德造望远镜，一匹栗色骏马（是杨虎城送给他的），一支德造小手枪。谁都知道，这是关麟征在拉拢我。

同年八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蒋介石遂全力以赴向陕、甘、宁边区红军“剿匪”。蒋自任“剿匪总司令”，以张学良副之。九月，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领二十五师由河南信阳开陕西宝鸡，继而进驻甘肃天水，并指挥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队。这时胡宗南也指挥着两个师由四川西北部进到甘肃。这两支“中央嫡系部队”，名义上是归张学良指挥，实际上这两支部队的行动都要请示蒋介石。

十月中旬，陕甘边区工农红军之一部，在甘肃靖远县附近西渡黄河，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部抢占靖远，与渡河红军之掩护部队接触。当天蒋军飞机向关纵投信带，告诉关说：“靖远附近的打拉池有红军大部队集结，贵纵队切不可孤军进入”。投信人叫左纪章。这天李及兰师进驻郭城镇，关师进到靖远县城，如果打拉池的红军向靖远围攻，这个所谓新装备师，很可能被消灭。

这时日本侵略军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等叛国部队勾结，正在向内蒙进犯，贺兰山西面的内蒙阿拉善旗（今巴彦浩特）亲王达理扎雅允许日军在定远营修建飞机场。蒋介石令关麟征将李及兰师交胡宗南指挥，由关亲率二十五师经宁夏越贺兰山进驻阿拉善意旗的定远营。当时杜聿明已由南京机械化学校回部，蒋介介石又令杜率七十五旅前往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由于塞外天气寒冷，杜聿明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筹备寒衣，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七十五旅未去成。

关师进驻阿拉善旗后，关麟征一直住在宁夏省城，吃喝玩乐，流连忘返。他与宁夏统治者马鸿逵结拜为盟兄弟。“西安事变”，何应钦电令关师火速向西安靠拢，归胡宗南指挥。到宁夏中宁附近等他回部。在部队到达中宁后两天，他回部了，但他“按兵不动”。当时有谣传说关与甘、宁、青马家统治者订有密约，坐观“西安事变”的成败。

有一天深夜，译电秘书拿着胡宗南发来的急电给我，内容主要是令关师速向西安靠拢，报尾有“雨东，雨东，何去何从（雨东是关的另号）”。我拿着电报送给关看，他看后流泪。并说：胡宗南对他有误会。他要我立即与师参谋长姚国俊研究行军计划，令部队第二天行动。我当时想到他因胡电而流泪，是感情激动，也是他归胡宗南指挥，内心不服。他曾流露过“胡宗南私心很重，胆小怕死，胡之所以升官快，是因为胡是校长（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关麟征二十一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六岁当师长，真是一帆风顺。他自认为他比胡的资格老，能力强。

本来由中宁经同心城、固原、平凉，直趋西安附近只要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但因固原、平凉均有红军驻守，关师只好经海原、静宁、张家川，到陕西旧县、咸阳。

在关师到达旧县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救国的精神，已派周恩来到西安，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了蒋介石。二十五师全师官兵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我们从此不会再打内战了。在家欢欢乐乐过一九三七年元旦佳节。

我这次随军在陕、甘、宁三省地区，到了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穷乡僻垠，亲眼看到这些地方的劳动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造成生产上的落后，生活上的苦难！这些地方多半是黄河支流渭、洛水系的上游，是我国汉、回民族的发祥地。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到处是深沟，田地破碎，旱地上种小米、玉米，亩产不到百斤。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居住在此的人家要挖旱井，等到冬天下雪，把雪倾倒旱井内让雪化成水后再取用。人们说，宁可给你一升粮，不能给你一勺水。可见水的宝贵。其实，粮食更宝贵，因为雨水少，又缺肥，粮食产量低。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困难，冬天穿一件破羊皮衣，夏天赤脚，穿鞋袜的很少，男女老少都赤脚。而统治者不管人民死活，长期横征暴欲，穷奢极欲，尽情享乐。

在国民党军队里，官兵关系也十分恶劣。记得二十五师由张家川到陇县，要越过关山，山高路陡，士兵身背子弹二百发，加上手榴弹、步枪、米袋、军毯等共计五十多斤，爬山会十分吃力。在前两天我建议减轻士兵负担，把米袋和子弹减半用车运、马驮，关麟征却不同意。他长期以来用车、马代替运输队，运机关物件和军官们的行李。师和团的输送连编制缺着，饷项给私人装进腰包。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向杜聿明副师长透露不平之感，但他只是苦笑而不作答。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爱讲封建迷信故事，有时还弄几个铜钱卜卦，我当然不信这一套。在陇县休息时，他们大讲特讲，我顶撞了他们几句，杜聿明笑着指我的鼻子说：“韩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边歪。”我大吃一惊（一九六三+1年杜来南昌观光，在和我交谈中他还记得这件事）。原来他们说神道鬼，算命看相，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用封建迷信麻醉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神话与经济的现实》这本书，很说明这一问题。

一九三七年春，关师由陇县驻甘肃泾川县城，派出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驻西峰镇，不久，由一五0团徐幼常营去西峰接替。当时西峰镇还驻有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之一部，军团负责人程子华派了一位联络员到泾川。师长关麟征常住在西安，付师长杜聿明已去南京帮助徐庭瑶建立机械化部队，师参谋长姚国俊要我同师政训主任黄微泮（江西萍乡人黄埔二期毕业，中共叛徒）接待这位联络员。我们和这位联络员谈话近两小时。他态度很好，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很清楚，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讲得很诚恳。听了他的谈话后，我深深地感到我是一个腐败落后、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又没有办法和勇气决心离开。

我上面的这一段回忆，是本着尊重历史，才能忠实于历史的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是值得我深思的。王首道同志有几句话阐述的很好。他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时间的延续，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今天，更无法正确地预见明天。”这就是“观今宣鉴古，鉴古而知今”道理的延伸。所以，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回忆我曾经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

七、如此抗战

（51）西安事变（略）

（52）“七七”事变（略）

（53）华北战场敌我概况

这时日本侵略军除已在平津附近的香月、矶谷两个师团、在翼察边境的坂垣师团外，又先后调来三个师团和特种兵部队，共约十万人左右。我军宋哲元部原来的四个师、五个独立旅，已扩编为三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队共约十四万人，称为第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防地是津浦铁路北以及永定河南岸东所地区，总司令部在河涧县。刘峙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孙连仲、庞炳勋、曾万锤、冯钦哉、关麟征等部队，共约十七万人，防地是平汉铁路北所涿州至保定及其左右两侧地区，总部在保定。这两个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由蒋介石自兼。阎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全部晋绥军及高桂滋、卫立煌、汤恩伯等部队，共约二十万人，防地是自南口向西沿平绥铁路线至张家口及其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华北战场上的我军，共有五十一万人。

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是一比五。而敌人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又是在异国作战，情报、补给其困难很多，条件远不如我。特别是华北地区，西部多山，东部多河流，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也不能显示其优越性。在这样易守难攻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阎锡山、刘峙等人稍有抗战诚意，有保卫民族、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发动和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军民合作，共御外侮，以一部份军队坚守阵地，主力用以打击敌之侧背，这个战役是可以取胜的，至少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快，那样惨！

（54）保定附近漕河之战

八月初，蒋介石令他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由陕西咸阳乘火车到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而后又徒步西行到保定，到达后，师长关麟征，升任五十二军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我由二十五师参谋主任调任该师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一四五团团长。刘峙在保定召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本着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决定的战术是“节节布防，节节抵抗”。实际上是“节节被动挨打”。不让部队出击。

五十二军的防守阵地，是保定西北郊漕河南岸。我团在漕河南岸大不留村及其两侧。那里地形开阔，阵地前沿是漕河，河两岸是望不到边际的小米、高粱地，高粱长得比人高，因而开阔地又是隐蔽地，敌人很容易接近漕河北岸。部队日夜修筑工事，一般说，阵地是能够坚守的。

由于政工人员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前途如何？官兵们都不知道。战地广大群众，也无人负责组织教育，大部分逃走。更谈不上军民合作。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华北战场敌军也开始南犯。八月二十五日，我第二战区的张家口、怀来沦陷；二十六日，南口、居庸关失守；九月八日，天镇、阳高沦陷，十一日广灵失守；十三日，大同、阳原、蔚县、来源沦陷。第一战区的固安，九月十三日沦陷，涿州、琉璃河十六日沦陷，定兴、徐水二十一沦陷；二十三日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沦陷。

沿平汉铁路南犯敌军川岸师团，在九月二十一日侵占徐水县城的当天，矛头指向保定，五十二军首当其冲。敌飞机不断侦察、扫射、轰炸保定及五十二军阵地。二十二日天亮后，敌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向我团和我团左翼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之一四九团猛攻，我团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敌炮击毁。中午前后，约有三百多敌人徒涉漕河，向我第一营阵地猛攻，我团中校团附霍锦棠，一营营长陈仪章负重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两百多人！但因我团平射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官兵用手榴弹猛炸，接近阵地的敌人，死守阵地，我团当面渡河之敌大部被消灭，少数向后逃跑。随后敌又增加兵力渡河攻我左翼之一四九团阵地，该团第三营营长徐克良是军长、师长的陕西老乡，平日骄傲，打仗怕死，他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向后溃退。覃团长令第二营增援，这个营的营长李正谊也是军、师长的亲信老乡，有所恃而无恐，随着徐营向后溃退，因而一四九团阵地被敌突破。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由左右夺去了他的手枪，伤而未死。在渡河之敌侵战覃团阵地后，我团左翼受敌侧击，我第三营伤亡残重，该营营长颜受延用电话向我要求缩短左翼阵地，向右翼第一营转移，我坚决不同意，我带着第二营之两个连和团属特务排增援第三营，坚守原有阵地，虽又有严重伤亡，但全团阵地始终完整，寸土未丢失。

令人气愤的是军、师都有预备队不增援覃团，致使覃团溃退，并让敌人继续渡河，使我团左侧受到严重侧击，全团伤亡官兵近半！

这天夜晚，南渡漕河之敌，约有二千人左右。二十五师后面五里地有王均的部队和满城县城东南面赵寿山的部队。如果刘峙、关麟征等人，稍有民族气节，稍有守土责任感，这股渡漕河南犯的敌人，当天夜晚是完全可以消灭的。否则也可以在第二天消灭它。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平汉铁路东侧的漕河南岸守军阵地，又被敌人突破，冯钦哉的部队也放弃了满城县城，于是刘峙首先离开保定，向南逃跑。五十二军奉命于二十三日深夜撤退，从此十多万大军像脱缰之马，向南狂奔，保定不要了，定县、新乐、正定等城市不要了，平汉铁路两侧大片地区都不要了！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保定沦陷。二十八日，定县、新乐沦陷。当时华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劳动人民，从此蒙受着严重灾难！

在保定沦陷的第二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与敌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剌刀杀敌，大打胜仗，可是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被蒋介石封锁了，国民党军队和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滹沦河南岸自安平经晋县到平山之线，筑有较坚固的国防工事，准备保卫石家庄。然而刘峙没有再抵抗南侵敌人的打算。五十二军一直退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新乡一带，在南渡唐河、滹沱河时还淹死了不少官兵。孙连仲、曾万钟（王均）、冯钦哉、赵寿山等部队退入山西，以致石家庄于十月四日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