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73）迎着风浪前进

这时，杨明清同志早已写信到湖南，邀请邓钧洪和肖猗萍两同志来阜新帮助工作。邓于六月下旬到阜新，带来了党的温暖，我们的工作有了方向，开始迎着风浪前进。

国民党阜新县长张天权，到任六个月做尽了坏事。特别严重的是贪污腐化，把许多无罪的人关进监狱。全县蒙汉两族人民纷纷向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部和热河省政府告状，但这些上级毫无办法。只好下令将阜新市、县合并。合并后的市政府机构撤消，由我继任阜新县长。

张天权是日本留学生，会讲日语。他原有个日本老婆，住在天津。他上任阜新县长时，又找了个十九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他的县参议会设在县府大院，十多个参议员中有二分之一抽大烟。阜新县人民编了一个歌：“两个参议员出，三个参议员进，不是赌钱、抽大烟，就是核计害百姓”。张天权上任时借了杜聿明的后勤部二十万元未还，印发了两百万元小票未收回。向县银行借款和预收税金几百万元，这些都没有出账。有人估计，他在六个月中至少贪污了东北流通券两百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的一百五十元，两百万元等于三万元，数字不小。我问来监交的热河省政府民政厅李厅长，我应该怎么接？他说：“张县长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任内欠的债，由他负责”。李厅长又说：“张天权在阜新胡闹，刘主席早有所闻，只因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的，十三军正在保卫着热河，刘主席不便得罪他。李厅长这些话，说明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更可笑的是张县长走后，国民党锦州《新生报》刊登的一篇“启示”：“恭送前阜新县长张天权启事”：“我阜新自日寇侵占以来，人民深陷水火，去年正庆光复，又遭共党……幸张公天权到任以来勘乱扶正，救民水火……今因张公高迁，同人等……以示报德。阜新县县党部、县参议会率全县四十万蒙汉人民同启”。

阜新县原有五个区公所，每个区都有警察分局和保安分队。我接收后都撤消了，警察和保安队员都集中到县城整训。这样一来，八路军游击队就到处活动无阻了。四乡的土豪劣绅，失去了依靠，只好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到县城后向县党部（县党部书记长仍是江济）县参议会哭诉（县参议长王涵三、副议长贾玉昆）要他们向我请求恢复区公所，放那些警察和保安队员回去，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又向刘多荃、杜聿明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廖，不打八路军”。

当时有名的蒙奸李守信、汉奸索华忱、崔兴武，都在阜新、彰武等县招兵买马，向老百姓要这要那。他们原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伪军头目，垮台后又得到了熊式辉、杜聿明许可，组织地主武装打八路军，号称自负盈亏中将司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经过杜聿明的同意，关押了崔兴武和索华忱，赶走了李守信，阜新和邻近几个县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这些措施都对地主豪绅不利。县监狱关满了政治犯和所谓“中共嫌疑犯”，由郑钧洪同志以政治秘书名义，分别谈话后释放了二十多人。有个名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因遭人陷害被投进监狱。他自己认为仇怨不得昭雪，必死于监狱。我们把他释放了并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为了感恩载德写了一首旧体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苦海冤仇那得伸”。可是县党部、县参议会却议论、反对。他们说：“那有不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就随便把犯人释放的？”他们散布“谣言”，说我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全是中共党人的一套。在试行所谓“二五减租”中，他们更是千方百计的为地主撑腰。

当时先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二十多万。杜聿明还嫌少，又委派了八个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到处抓兵。仅阜新一县就摊派五千人，搞得全县鸡犬不宁。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好，由我写信给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织上一个支队，免去征兵任务。杜回电同意，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已在热河凌源的东北保安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指挥。下令将这个支队七、八、九三个团共三千多人缩编为七、八两个团。另由我在阜新组织一个第九团，我兼支队司令，刘清霖为副司令，并由刘率领七、八两团到阜新整理训练。杜聿明的用意是想把这支毫无训练的地主武装整训成“正规部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我受令后，把原在阜新县境活动以赵序五为首的所谓“大刀队”一千三百多人改编成第九团，任赵序五为团长，郁怀忠任中校团附。郁是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曾任一九五师步兵连长。我委派他任第九团第三营营长。几天后，刘清霖来阜新。他说，七、八两团官兵，都是凌源人。不愿意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并说他现在有病，向我请假去朝阳住院养病。我无权应允，只好又到沈阳去请示杜聿明。这时，杜聿明正患肾病。也因第二十五师在辽东与共军作战，全师覆灭，师长以下官兵全被俘虏。他曾在这个师当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内心难过，在家养病不见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他家会谈。他一见到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用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何培德无能，不应该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二十五师的人事，真是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知道。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也是关第的亲信同乡）让放弃阵地，向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有左右官兵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了师长。关于何培德、刘亚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为抗战有功而升官快，只因为他们是军长、师长的亲信老乡。何培德在漕河抗战时，是我团第九连连长。刘世懋在武汉会战中是一四九团团长，曾自伤离开战场。”

这次我和杜谈话的结果是：将第八团交五十二军整编，另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再组编第八团。同意第七团留在凌源，同意刘清霖到朝阳养病。我保举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任第八团团长，杜不同意，他委派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的同学刘斌任团长，钟良任中校团附。并委派了长官部上校参谋卢？广作为三支队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派了二十多名军校某分校毕业生到三支队任职，其中有少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我自兼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以后，所有阜新地主武装，都收编到八、九两团，集中在原市政府所在地海州整训，县政府机关也搬到了海州。四乡地主失去了依靠，逃到海州，对我造谣污蔑，说我害怕八路军，把“四乡武装力量集中到县城保护自己”。当时我又未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到联系，有些事情很难办。邓钧洪同志曾到县城北面八路军游击区想打通一条路取得联系，但未成功。他又到北平找“国共谈判小组”的共方代表，结果也不能解决问题。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他化装到海州西面五十多里地的桎梏台找到了八路军驻热东的十七旅，会见了该旅政治部主任李质，说明他自己的身份，并介绍了我长期以来的思想情况和现在的打算。可是李质同志和热东党组织还是半信半疑。在这以前，阜新县城和海州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他们认为我是假装进步，是最“狡猾的敌人”。据说还想暗害我，但是我全不知道。

邓钧洪到桎梏台的当天夜晚，李质安排他住在招待所，他遇见了几天前被十七旅俘去的三支队排长皮广正，认识邓是阜新县政府的职员，但不知道姓名。皮被释放回来报告我说，这个人是八路军混进县府的侦探，要我查办。我说，你精明能干很好，我马上查，你不要对别人讲。邓钧洪从桎梏台回来也告诉了我这件事。几天后，皮广正在我住房门口碰见了邓钧洪，邓进到我的住房，皮跟着进去，皮说，“这个人我在八路军招待所见过他”。我爱人说，你不要乱讲，他是司令的秘书。事后，我同杨明清、邓钧洪研究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灭口，我和邓不同意。因为皮是四川人，是钟毅的同乡。是钟介绍到三支队任排长的，再找他谈，说邓是我派去八路军做反间谍工作的，并不准他向外人讲，否则要处罚。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

邓钧洪第一次到桎梏台，李质要他办两件事。一是要我向中共党组织写封亲笔信，并密告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概况。二是给他再送去二十张印有三支队司令部和阜新县政府字样的空白公函。二月中旬，邓钧洪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空白公函再次去桎梏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在离海州二十多里的地方，碰上了三支队的巡查哨兵，邓怕他们搜身，拿出身份证，并要他们派两名骑兵护送他回支队司令部。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又会有麻烦，因为海州驻有九十三军一个团。

经过邓钧洪两次与八路军联系，十七旅派了两名干部化装住到海州，也与我见了面谈了话。这时我湖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里，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们做起义准备工作。我们计划暂时在阜新搞两面政权，训练好三支队的两个团，在有利于起义的条件下举行起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全国形势大变，蒋介石命令百万大军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驻陕西的胡宗南部队，也倾全力进攻延安。杜聿明在东北也大事调动部队，声称先攻下辽东，再挥兵北上渡松花江攻哈尔滨。驻热河凌源、平泉一带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率领八、九两个团由阜新开往凌源县，担任凌源城防和锦州至承德的铁路线上几车站的护路任务，归云南部队某集团军司令卢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准备在阜新起义的计划随作罢。我热东党组织和十七旅（旅政委谢镗忠）的同志，得到这一消息后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正在做准备帮助我起义的工作。

我于三月十九日带着周太暄、陶涛两同志以及我的家属和八、九两个团，分乘两列火车由海州经义县、朝阳到凌源。车过朝阳时，我本应下车到朝阳城内去看卢浚泉司令官，又怕引起麻烦而作罢。我离开阜新，由杨明清代理县长。留邓钧洪在海州任中学校长，继续与十七旅联系。我在阜新一年多，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工作，阜新人民对我是有好感的，但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地头蛇们却反对我怨恨我。当我离开阜新的第三天，国民党的消息，说我从阜新带着两个团“投降了八路军”。听说杜聿明见报后摇头大笑，因为我奉他的命令去凌源的。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假消息时，立即打电话请示热河省主席刘多荃，问他怎么办？他说，他已发电报社“更正”。

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派来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私自收发报。他一到阜新就与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他对三支队第九团挑拨离间，九团团长赵序五装病，不随部队去凌源，就是他在中间作怪。九团原有官兵一千五百人。这次行动，逃跑两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