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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的？（谈话整理）

1990年去肥探亲，与家父（姚天成）闲聊中，谈起抗日战争一些情况。他谈了一些 看法，过去少有听到，特摘记如下，供研究军史者参考。

（以下笔者简记为“Y”，家父简记为“姚”。）

Y：最近看到一些资料中，有人提出一个看法，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

军作战”，据你所知道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姚：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装备也远 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 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 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60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 ，毙、伤日军40余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苇岗战斗，也只是歼敌40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9个俘虏（听说平型关战斗我军甚至一个俘虏都未抓到），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

看法，可能是出于目前流行的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Y：据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军不仅在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是不是这样？

姚：我感到，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解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后的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在那里面，特别喜欢描述日本军人怎么善于肉搏战，怎么善于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写得越厉害，就越可以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这样写，固然艺术感染力会比较强，而以我个人的体会，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顽固确实不假，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

Y：“高效作战”是什么意思？

姚：我说的“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

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当然可能很不准确），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

Y：这话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传》中所说的，日军士兵“技术好”，枪法准确？

姚：有这个意思，但还不只这些。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

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

1938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

Y：如此说来，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确实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但是，我看《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你们好象还是可以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姚：不夸张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

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1939年1到3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

Y：我好象明白一些了，这其实就是要避免我军与日军强火力的对比劣势。但是我看资料上介绍的，日军一个师团（大约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乙种军）的炮兵配属，除了一些班属掷弹筒外，也只有一个重炮兵联队（炮团），大、中型火炮仅56门，说起来，其火力配备并不算太强。其实，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一些部队得到美式装备后，也大大超过了日军，例如远征印缅时期装备的十三个军，其一个师的重炮就达72门，每个步兵连队，都配备有六零迫击炮6门。这样应该是不怕日军了啊。

姚：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甚至主要不是在装备上，而主要在其作战效率上，这一点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好象天生地善于“精细手艺活”，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做阑尾手术的齐齐哈尔铁路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日本人，你看过我那个刀口，只有一厘米多一点，这在现在看都不容易，要知道那可是40年代做的手术啊。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1947年，我带部队打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阻击，按理说新一军善攻，火器又好，而我军是一个团对敌军两个团，应该是处于“下风”，但最后还是我胜敌败。通过这次作战，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新一军的技术训练，确实要比一般国民党部队强得多，射击准确性和技战术动作，都大大好于其它“非王牌军”，但是比起日军，新一军还是差得很远。我们独二师四团，除排以上干部是新四军二师带来的外，战士多数是东北籍新兵，当时的单兵战术训练还不是太好，尤其是不大善于隐蔽，而我从望远镜中观察，新一军尽管火力很密集，但对我军单兵的步、机枪的威胁并不很大，甚至连比较暴露的重要火力点都射偏了。当时就使我联想到，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这样一比，我感到新一军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作战效率”不算太高的部队，所以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Y：是的，据一些回忆资料说，即便是装备得很好的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其与日军作战时，敌我伤亡比例还是1：1左右。嗯，这第一个办法我明白了。那么第二个办法呢？

姚：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他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

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就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Y：我看了一些军史资料发现，你们四支队初期作战时，好象进行的最多的就是袭击车队的战斗。

姚：是啊，这正好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輜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之以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一支輜重联队作战，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Y：我还看过国民党军抗战时期的一些作战资料介绍，1937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第五师团作战，指挥此战的薛岳（此人在抗战中算是一员名将），很想歼灭这支由“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指挥的部队，投入的兵力，总计约七、八个军十余万人，但最后

还是未能实现其意图。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其中的“反攻兰封之战”，国民党以悍将宋希濂指挥的主力部队第七十一军，由参加过上海会战的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总计四个旅约两万人，去攻打被日军占领的兰封，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沉籍”（一种说法是伤亡4000，这个数字可能有桂永清夸大敌情以掩盖失利的成份，但估计至少也在2000人以上），最后还是让守敌突围而去。最令人吃惊的是，宋希濂部在而进城后才发现，日军所遗留的，不过是一支小股掩护部队的20余具尸体，而全部守敌，也不过是不足1000余人的一个大队。

姚：是的，日军正规作战部队，战斗力确实是很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10倍以上兵力，很难围而歼灭之。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虽然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但由于装备不良，所以作战投入的兵力比例也很高。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打的关家垴之战，日军冈崎大队也不过600余人，而我军以三八五旅主力，加上决死纵队一个旅，至少也该是敌军兵力的10倍以上了，此役击毙日军400余，而我军的伤亡明显大于敌军。

Y：对于关家垴战斗，有人评论说作战拖延时间过长（当然这里有指挥员的问题）。 后来，我又仔细对比着看了四支队《战史》，发现你们当时与日军作战，多数都是在2个小时左右时间内解决问题。

姚：这就是我要说的对付日军“高效作战”的第四“招”：力求短时间结束战斗。你很有心，从历史资料中看出了这一点。的确，当年我们与日军作战，一般都必须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问题，超过这个时限之后，不是打成双方的胶着战，使我军弹药

供给困难，无力续战，就是敌援军很快到来而改变战场形势，也使我军无法再战。 这里再说一件有点意思的往事。抗战初期，中央从延安给我们四支队派了一些干部，包括程启文、张体学、赵启民、成钧、杜国平等等，他们与日军作战比我们早一些，所以部队就请他们介绍对日军作战经验。客观公正地讲，当时这些同志确实谈了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可能是出于“鼓劲打气”的善良愿望吧，有的同志说起话来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们：“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动山路，我们一上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们这批年纪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也都比较幼稚，听了这话还就当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战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经验”，特地选择了背靠山地的地形。当时我军的干部战士，多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四支队多数干部战士是红二十八军出身），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心想这样该可以作战进退有据了吧。结果，当战斗进行到我军快

要达成作战目标时，敌人的援兵就赶到了，因为有延安来的那些同志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慌张，开始主动撤离战场，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转移。然而，当敌援兵对我实施追击时，我们才发现，日军官兵虽然都确实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

来，一点也不比我们慢，结果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地作战能力，是日军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为了防止腿脚受伤，但由于他们经常穿皮鞋训练，所以着皮鞋爬山一点也不笨。回到营地后，对给我们上课的其他同志不好多说什么，我们就地对过去比较熟悉的张体学发脾气了，说：“ 你这个‘小葫芦’（张与我一起在廖荣坤的“老红二十八军”当勤务兵时，绰号叫“小葫芦”）啊，说日本人爬山不行，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把我们害苦了！”弄得张满脸尴尬。由此事，我们对日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Y：我们经常看到“主动撤离战场”这个说法，有些人笑话说：这不过就是换了一种说法的“打败仗”嘛。

姚：（笑）当然，这话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有时候的撤离，确实是遇到打不下去的“失利”之战了，说得难听一点，当然就是“打了败仗”了。但这话，也有不全面之处，在发现作战目标难以达成后，“主动撤离”，也是一种避免更大失利和损

失的选择，比起其他的办法来说，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所以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

Y：最后我还想问一下：上面说的这些与日军作战的办法，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是否有

效呢？

姚：我上面所说的这四“招”，当然不是一、两天就总结出来了的，这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可以说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而且，由于上述战法无疑是一种“以小胜积大胜”的方式，所以会使抗战具有持久性。而且，日军也不是傻瓜，他们也要不断根据我军战法改变策略。所以，随着形势变化，上述经验有一个不断继续完善的过程。像“百团大战”，我们后来在延安时也不断讨论过，虽然它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但在当时，却并非是一种最佳打法，比如说，几个大军区同时发动好，还是局部发动、相互策应好？就值得研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根据敌军适应我军作战方式的战略战术调整。

Y：那你能否展开谈谈对百团大战的看法？

姚（笑）：当然，我上面说的都是“事后诸葛亮”，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深入谈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没有参与这次作战，而且，即便参加了，自己那时也不过属于中、低级指挥人员，并不了解全局，这里就不谈了吧。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谈谈上述四“招”是否适用于与国民党军作战，因为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

以我近二十年的战争经历体会，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时期最好的作战方法，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讲，上述四“招”，在我军还比较弱的时期，即解放战争初期，或者相对比较弱的局部，例如那些缺乏主力野战部队的根据地，是有其效果的。例如西北野战军初期就是以旅为单位歼敌。而打“四平保卫战”那种“以大对大”的战役，在解放战争初期就不大合适。而到了后期，这种选小选弱敌打，以快制胜的战法，就未必适合了，因为那样就会拖延战争。

还有一点需要说一说，物质条件对作战方式甚至相关军事建设，也有很大的影响。这里举个例子。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和与日军作战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每战都可以有很丰厚的缴获，这对于改善我军装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军作战极度顽强，不仅作战规模比较小，而且在其被歼前，火器往往破坏得很厉害，所以每战缴获很少。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就形成了抗战时期一个特点：武器装备改善不能大量地靠缴获，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兵工系统。

说起来，我军的兵工系统，主要还是抗战期间为解决缴获不足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在内战时期，我们也有少量“军工企业”，例如，甚至在红二十八军这样的小部队，在鄂东北也有一个修械所，搞点修抓弹爪之类的简易修理。但由于那时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所以军工很不重要。抗战中的缴获不足，使我们开始注意建立起自己军工系统，但这样做也有其极大的难度，我们二师（即皖南事变后四、五支队改编的部队）兵工厂算是不错的，副厂长吴运铎，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为什么吴运铎同志会受那么多的伤？就是当时我们试制的火器太原始，多为炮弹、手榴弹之类，自己生产的最高级的兵器，也就是枪榴弹，而且射击精读和可靠性普遍很差，老是出事故，结果使吴运铎这样优秀的同志，即便是在后方，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

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政治、经济、社会重要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善于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总结经验，研究和改进作战方法。如果没有这一条，光是

靠勇敢，或者简单地靠改善武器装备，都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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