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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1894 中国 -- 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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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网上搜来的文字供参考

我 前些年看了一期的《炎黄春秋》其中一篇文章对守旧派的阻挠有很深入的分析(现在炎黄春秋杂志急剧右转,但是至少那一期的炎黄春秋的立场是很平和的),从旧书摊上买来,以后又遗失了

在网络上搜到这样一篇文章,里面所述是否是真的史实,无法确定,但是参考价值是有的翁同龢与李鸿章暗斗致清军惨败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克扣购买枪炮弹药的银两直接造成甲午海战失利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阻挠改革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等作为理由来阻挠。另外,他还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小农经济,硬要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翁李恩怨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他们二人才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总的来说翁同酥是一个典型的嘴上洋洋洒洒的子曰诗云的大道理,实干起来百无一是,而且及其善于勾心斗角和钻营

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都与这类官僚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导致明朝败亡的东林党党徒也是这样的----拿着大道理对做事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义正词严,自命清流,国家大事败坏把责任一推,把汉奸奸臣的帽子往做事的人的头上扣,别人成了汉奸,自己成了大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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