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 gaogeli

194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学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个比较，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

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在这条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会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吧。”我说：“既已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和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