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何两少一宽会出现并延续到现在 -- 高高空

新疆的暴乱屡次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说明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是不乏支持者的；散布到全国的少数民族犯罪者众多，且性质恶劣，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一些少数民族乘员的这些恶劣行径究其根源，就在于“两少一宽”的愚蠢政策（中共中央于1984年第5号文件中指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两少一宽”在实际执行中造成了基层民警对少数民族罪犯不敢抓不敢管的情况普遍存在，致使汉族民众的权益被严重侵害，由此激化了民族矛盾，种种恶果不一而足。

在80年代中期，不仅中央有“两少一宽”的愚蠢政策，社会上还有《河殇》这种鼓吹欧美绝对正确、中华文明穷途末路的投降主义，而且大行其道，可见当时举国上下都昏了头，对自己过分否定，对欧美无限崇拜。不仅中国如此，苏联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口号，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自毁长城逢迎欧美。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在80年代中期集体陷入了自我否定、盲目崇拜欧美的误区中。

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呢？

在现代社会，武器的进步使全面战争成为不可能，各国不会冒着毁灭的风险去追求一个飘渺的胜利；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国民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情况越来越了解，强行压制民意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国家间的竞争重点从军事转移到以经济发展为表面特征的国民幸福上来。一个国家的国民越幸福，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让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要求行动。

国民幸福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指标，又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分配制度、医疗保健、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也就是国家软硬实力的总和，或者说这就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制度越是能促进经济发展，能把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其国民幸福感也就越高。

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有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从法律上实现了种族平等；然后经济全球化逐渐将低端制造业转包到国外，并以高额利润补贴国内贫困人群，造出全民利益均沾、普遍幸福的现象；其文化发展也将僵硬古板的社会主义宣传远远拉在后面。可以说，在80年代初期时，欧美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苏，这对宣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造成巨大的压力。

而且在80年代，中国刚刚经历十年文革，国内科技经济都十分落后；苏联在70年代靠石油价格高涨带来的短暂经济高潮期也已经过去，从国外购买粮食、机电产品的资金都严重匮乏，国民经济也十分困难。当时两国的军事压力都很大，中国要防备苏联入侵，苏联要防备北约入侵，因此军费负担十分沉重，苏联的军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4成，中国也曾经占到2成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国都必须改革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国民幸福感，保持国家稳定。但是要发展经济，两国都离不开西方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的支持，否则就无从发展；此时还必须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避免军事对抗，否则军费开支会吃掉资金不说，也会导致西方援助的终止。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当时中苏主政的胡、戈二人都只代表了各自党内的改革派，虽然占了上风，但反对势力仍然很强大，如果与西方关系出现恶化，甚至只是因为从西方得到的不够多，那么反对派就会找到理由指责其失败，并将其赶下台。哪怕只是暂时的挫折，也会让反对派找到理由与西方对抗，从而导致西方的应激反应，双方不断正反馈的结果就是对抗加剧改革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无法控制各自国内的反对派，他们的前途和地位实际上就系于西方国家的态度，因此他们必须加倍讨好西方政府，争取得到他们的配合；于是胡、戈二人不得不进一步修改国内外政策，做到西方让他们做的一切。而对内，他们就得扶持以往体制外被压制的人群以争取支持，同时作为自己的政绩，这也就导致“两少一宽”、俄乌划界等政策的出现。

不仅如此，由于各自国内长时间僵化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化的影响，中苏两国都缺乏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对西方政府提出的种种要求缺乏识别判断的能力，无法为执政者提供有效地参考意见，因此导致对西方不合理要求也一并接受的局面。

刚看了一河友的发言，他认为“两少一宽”的出现是在80年代否定西藏、新疆以往政策之后用于收买少数民族的“岁币”，感觉这非常可能。正是因为自己的虚弱无力，又担心在那种情况下民族地区闹矛盾从而导致西方和反对派的攻击，所以他们才要加倍的后退。

为什么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政策会延续到现在而不做出改变呢？

一个政策在推行之后，总会有其受益者和受害者，也就有了政策的维护者和反对者，他们之间力量的对比决定着政策是否会延续。以“两少一宽”为例，该政策的最大受益人无疑是民委，这使他们有了干涉公安、司法部门行政的理由；其次是少数民族的低层民众，他们不会考虑这会对其长期造成什么影响，只会满足于眼前的利益；该政策受损者首先是基层汉族平民，大量的社会现实已经做了说明；其次是公安、司法部门的基层，因为案件都是他们首先接手，也就在他们手上被民委干涉。

应该说，该政策两边的力量根本就不平衡，“两少一宽”早该被推翻才对，但为什么他就能坚持到现在呢？

首先80年代自我否定的余毒未消，政府从上到下仍然过分在乎外国评论，唯恐在这种不关系政权的事情上惹出麻烦被欧美批评；

其次，政府仍然没有成熟完整的执政能力和经验，对这种民族事务不会处置，唯恐引起闹事，而几个少数民族频繁的闹事行为又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担心，因此愈发的后退；

第三，部分少数民族在国外有独立组织并得到外国的支持，他们有很大的活动能量，可以抓住任何事情放大宣传，在西方主流媒体支持下这种攻击会被西方社会广泛认同；结合第一条，这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狠大；

第四，对以上种种情况的过分担心，导致政府高层对部分少数民族过分退让，政策上就偏软。而实际执行中有层层加码，将错误的决策成倍放大。如果能严格按照原文执行，该政策也不至于造成如此大的祸乱，但由于政府机关中基层唯恐犯错的心理，加上民委为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滥用政策，造成少捕变成不捕，从宽变成宽大无边。可以说，该政策在执行中已经彻底扭曲。

第五，前文提到的政府机关中基层唯恐犯错的心理，是因为机关中工作人员的职务晋升没有一定的标准，完全随领导心意，因此机关人员必须讨好领导，起码也不能给领导惹麻烦。在处理少数民族犯罪过程中，基层民警随时可能因为“两少一宽”而招来民委、少数民族团体的干预，在我国政治体制下这会严重阻碍领导晋升，因此公安部门的领导会千方百计予以躲避，因此公安部门对“两少一宽”越执行越变形也就很自然了；

第六，我们目前社会基层的呼声很难反映到政府决策中去，所以汉族受害群众虽多，但他们的意见进不了决策层，也就无法推动政策扭转；

第七，应该说，政府部门没有傻子，领导个个都很聪明，该政策引发的问题他们不可能看不到，但是政客的行为都是从利益出发的，扭转这一政策的利益不能超过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会去做。“两少一宽”虽然不好，可如果没有足够的民愤积累，推翻这一政策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声望，所以他们就不会去做；

从这一条来判断，如果宣传系统没有对“两少一宽”的危害进行大肆宣传与批判，取消这一政策的可能性就不大，政客们会让他继续发酵，直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

• 好吧，你看看这位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关于两少一宽难废除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