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抗战时期中日双方战略思想浅论---请温相，老萨，虎子和朋友们瞻仰瞻仰 -- 云台峰上的123

这是我们那里一个叫stuka19的台湾人写的，让我们那的沧浪之水批得提不起来了，但此人仍不服气，一个人在那儿胡搅蛮缠，不过此文具有相当娱乐性，所以转来与大伙儿同乐。

我们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二十几场大型会战与数万中小型战斗，，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军队在劣势条件之下，以血肉之躯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硬拼，大概就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之类的场景。但对实际的作战状况以及战略思想的演进，能够提出的具体说法，寥若晨星，凤毛麟角。而在政治因素长期影响之下，今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又很容易引起一种错觉。如美国学者费正清〔Fairbank〕所言：“国民党的抗战，在历史上沉闷而缺乏活力及积极性，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如将这段历史跳过，将眼光摆在延安的新兴政权上。”

贪污腐败的国民党部队，精神上只知消极抗战，曲线救国，积极反共，与共军搞磨擦。作战时则一味蜂屯蚁聚，稍触即溃，毫无战略规画可言。但奇怪的是这种部队却可以与日军鏖战八年，打到敌人悲叹“中国方面的战政局，或永无和平解决之日”。

抗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思想与战例，并不常被提出讨论。尤其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几乎被公认为乏善可陈。而国共内战的情势逆转，更使得相关的讨论与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以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抗战时期一大半的立功将领在内战时被俘或投共，相关的深度战史讨论，势将引发尴尬。所以战后的战史编修，以点到为止，语焉不详为其特色。而外国的论述，一向对国军表现评价甚低，大量的外国资料，取材于抗战后期对国军有严重偏见的在华美军指挥官与记者的观察。这些片断的观察几乎一律倾向负面评论，为史迪威夺取国军指挥权提供声援。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似乎又印证了这种看法。

笔者对抗日战史颇有心得，在浏览比对大量的战例之后，发现抗战时期国军战略思想的演进，是在恶劣条件下逐步进行实用化的修正与综合，个中的发展与战例，实在深富趣味。如果以客观角度，比对同期的同盟国对日陆地战事规模，结果尤其惊人。日军以两个半师团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以五个师团横扫东南亚。可是同等规模的兵力，在面对劣势中国军队时，却显得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惨遭败绩。与同期外国战史相较之后，才能确知抗日国军之英武豪迈及国军高级指挥官的杰出才干。在动辄纵深百里，可以任意机动的大型战场上，面对装备窳劣而无机动力可言的国军，日军居然没有取得任何一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屡次损兵折将，自招重挫。大战期间，日军大本营对其“百战百胜”的驻华派遣军责难甚深，每年均下达多道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胜利结束对华作战。武汉会战后其大本营两次集结全陆军之主力转运中国，意图一战解决，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何在？其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深切痛陈：“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日军大本营收到报告后默然不语。虽然皇军有能耐将堂堂美军打得摇旗投降，将独霸东亚半世纪的Ｈ．Ｍ．Ｓ打得溃不成军，将法国殖民地部队吓得和平改编，但鏖战八年，就是无法让内忧外患的重庆政府俯首罢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方对中国战局的要求也降低到不过希望和谈及体面撤兵，互结盟谊而已。与其早时嚣张气焰相比，已显过分委曲求全。其中原因，后之评者却罕见细究者。

一、国军的战略分析

笔者汇整抗战时期的各期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思想发展的简略分析，先将抗战时之战略思想流衍，约略区分为三大阶段，私名之为血肉长城型、后退决战型及攻势思想萌芽期〔名称均由笔者杜撰〕。

一、血肉长城型：

　　“血肉长城”为抗战初期一常用宣传语，而与事实上国军的战略思想，颇多相合之处。抗战初期国军囿于机动力之贫乏，不愿与敌实行运动战，而以广正面布防之方式，一线展开，点点设防，沿线固守。这是一个最笨拙的方式，为战略所深忌。

　　在抗战前的传统内战上，一般敌对双方兵力大致相等，所以较敢进行战略层级之大规模运动战。著名战例如中原大战时津浦路方面以第十九路军迂回晋绥军右翼，导致晋军主力崩溃。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动乱，中央军除正面进击之外，并海运第九师在厦门登陆，直接抚敌侧背。国军的高级指挥官并不缺乏机动歼敌的能力与创意。而抗战前在陆大授课的德国教官，也对日后成为抗战时期主力参谋军官的陆大学员们不断耳提面命，强调运动歼敌的重要。没有活泼的兵力调动，德军就不可能在坦能堡取胜。这些教导，对国军指挥官都产生极大影响。

　　抗战军兴之后，河北的第一场大会战，日军挟其机动力之优势，沿津浦路与平汉路不断迂回突进，国军以中原大战时的名将刘峙上将出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主持阻敌防御。

　　国军虽然调动大量精锐部队北上迎战，但是防御正面过广，第二集团军不得不将兵力一线展开，单线布置，省略战场纵深。日军则发挥其机动力之优势，或单点突破，或迂回侧击。国军若攻势前进必被打乱，若守势防御则遭侧击迂回，一时攻防追退之间，尽失其序，十万国军狼狈溃退。日军战史称此役为保定会战，国军不称会战而仅称阻击战，以大军溃退之间，无会战可言也。〔注一〕自此之后，各线国军均不敢轻言机动，而改以布置战线，坚守却敌为已足。八月淞沪会战，九月忻口会战，各战区均将所有主力一线排开，形成前史罕见的大型防线，避免与日军机动作战。但这种规模的布防，兵力需求也达空前程度。再加上传统的战线布署，习采单线配置〔敌军之动作并不比本军快，因应裕如，自无需多留兵力于后，以备急需〕，所以每为喜单锋突进之日军所乘。

一九三七年十月太原会战，晋军失去了可依据的山岳防线，在晋中平原上琅琅大败，折耗至惨〔注二〕。一九三八年三月徐州会战时，李宗仁上将虽拥四十万雄兵及内线作战之优势，仍怯于决战，干脆跳出包围圈，撤退了事。一口气失地数百里。一时虽显睿智，但国土几多，岂能为长久之道？其后武汉会战，国军险要尽失，唯有在广阔平原上与敌搏斗，此时布署更是窘态毕露。展观武汉会战战史，从江苏打到湖北，几乎所有国军方面主要防线的失利退却都是由日军的迂回运动造成〔其“波田支队”，即以此出名〕。国军即使砸下大量兵力，于正面战场上布置星罗棋布的防御阵地，复责以死守不退，但仍难面面俱到。武汉会战各战役中，日军除以联队、旅团级〔有时达师团级〕部队实行战略迂回外，甚至利用水运迂回，国军在战略布置上都没有有效因应之良策。唯有尽心竭力、死缠烂打而已。抗战一时呈必败局面，前景难堪。

武汉会战时，日军伤亡兵力达二十万以上，所以虽然攻达武汉，但也难以再接再励，直下四川〔虽然当时川东鄂西防务甚差〕。此后仅发动局部作战，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广州战役等。此时国军主帅虽在防线之布署上竭力改尽，但仍不脱单线旧法。所以只能责成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再以预备队随时填补。补得好如随枣会战固能挽救战局，但若遇到如南昌会战时战车冲锋的场面，即难固守，而再度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惨烈局面。

　　在这段时期中虽然也有精采的各别战例，但以战略布署而观，都不是战略决胜的常态。台儿庄战役〔歼敌第十师团一万六千余人〕与南浔路战役〔即万家岭大捷，歼敌第一○六师团近三万人〕两个战役，利用敌军轻率躁近之骄横心态，导敌进入既设重围。如果日军稍有耐性懂得不如绕路，即难成功。富金山战役〔歼敌万人以上〕则为典型硬碰硬的攻防战极致，日军不思绕路，亦为怪事。自整体战略布署以观，皆难定为常例。

二、后退决战型：

　　在抗战战略的发展上，一九三九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一个转折点。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日寇的攻势几乎没有失败的前例，即使损失惨重，主要的战略目标从未失手，两年之间连陷北平、上海、南京、南昌、武汉、太原、郑州各要地。总体战局呈现悲观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居然能击退强敌，使日军放弃其攻掠长沙的战略目标，诚为抗战军兴以来之创举。自此之后罗卓英的上高会战、孙连仲的常德会战、陈诚的鄂西会战、薛岳的两次长沙会战、傅作义的绥西会战，均能不失重地，击破强敌，逼使放弃其战略意图。抗战前景，才见其曙光。

　　为什么长沙会战能有这种关键性的战果，在抗战史上形成一个转折点？在长沙会战之前，第九战区本身甚至也已经做好失利转进的准备。一九三八年日军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对长沙的一个中型攻势，根本没打到长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上将便仓惶下令放火，将长沙全城烧毁，连第九战区的被服厂及仓库都全部烧光，足见一般人对抗战大局的观感。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军事委员会本身对这一类大会战便缺乏信心，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强烈要求第九战区薛岳长官作好转进布署，不要轻易与日军决战，中其圈套。足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在屡次失败后，缺乏信心之程度。由此以观，长沙会战之成功，堪称异事。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集结大军准备攻掠长沙。军委会以平原会战从无全盘成功而能固守要地之先例，饬令第九战区代长官薛岳上将相机转入湘西山岳地带以保存野战军实力。薛岳上将却出人意料之外地一口拒绝，扬言与敌决战。负责全国战略规画的白崇禧上将大惊，与陈诚上将亲飞长沙，面责薛上将意气用事，但薛上将决心已定。九月十五日午夜，蒋委员长与蒋夫人电话亲询薛长官意向，薛长官语带哽咽，慷慨陈词：“职愿与敌于湘北决一死战，成则为委座洪福，不成则岳将一死以报党国。”蒋委员长深受感动，在亲核战区作战计画之后，同意薛长官在湘北与敌正面决战。薛长官对其袖中布局成竹在胸，在长沙恭候敌军入彀。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战果上除歼敌一万余人，缴获大量军品外，并创记录地打破了日军的战略目标，长沙并未失陷。如果没有薛长官的睿智执着，则抗战之主战场退入山地，不会迟到一九四四年，抗战之最终胜利即难以预期。薛长官此一壮举，开抗战以来战略上完全胜利之先河，并为抗战之前途指示一崭新之光明远景，打下抗战胜利的基础。

　　国军之所以能在长沙会战中击退日军，乃是战略思想具体改进之成果，而不是单一部队之骁勇决心所能尽括解释。汇整几个重要会战的战例，发现在此之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改进战略思潮的潮流。只是翻遍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对此一战略思想之重大改进皆未刻意提及论述，或仅是吉光片羽，难审详情，倒是无聊的“大刀情结”，宣传甚广，殊感可惜。

　　在长沙会战前后，陆军大学的战略教育课程统合抗战以来历次会战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新颖而实用的战略思想。主旨在利用战场纵深，诱敌至于我有利地区，乘其补给线延长及兵力前后分离之际，予以反击歼灭。战术教官们并举出战国时期孙膑诱歼庞涓的马陵会战为典型，教导国军各级参谋军官。不过这个战略思想，似乎始终没能通令全军，一体采行，制成一个由军委会颁行的原则性明确战略指导。事实上这种战略思想甚至连名称都没有统一过。陆大教学称作“后退决战”，而薛岳上将则别出心裁创了一个较响亮的名称，叫作“天炉战”。在几个大型会战的战略布署，与大量检讨报告、会议与战略规画方案的字里行间，也可以不时观察到这种战略思想的主导地位。

这种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可以简单分析如下：“在缺乏机动运动能力之前提下，战区布置两线兵团，并且坚守两线间可能为敌军目标的主要城市。以第一线兵团于敌前分散布置，点点守备，仍然维持传统一线布防的外观。在敌军攻势中则以迟滞抵抗为主旨，在迟滞间探明敌人主力的进攻方向，而后退往侧翼，让开正面，纵敌深入。在后方集结完整的第二线兵团，则巍然不动，不受第一线兵团影响。待突入之敌抵达主要城市目标，与国军守军缠斗，进攻兵力群集城下之际，即以第二线兵团整然向前，正面出击。第一线兵团则反向逆袭，断敌后路。两线一挟，将敌军于主要城市目标周边包围歼灭。”薛岳上将是第一位以这种“后退决战”战略切实击败来敌的国军高级指挥官。薛长官在战时以“天炉战”之名宣传这种新的战略布署。后人不查，常常误认这些战例是因应湘北地形特征，发展出来的特殊战略。薛上将着有“天炉战”一文，详细分析其布署方略，但过于琐碎，难以由一般程度理解。〔其文光是兵团区分即列出七个，部队作战任务配置则达到连级〕笔者在比较多起战例后，才顿然领悟其间精髓，而大胆将天炉战之战略思想简化为一条原则：“两线配置，前散后集，中间重点布防。以战线之弹性约束敌军主力于一处，以战场之纵深抵销其机动性，继而两线兵团相机合围。”以达成以有限之机动能力，围歼敌军之目标。

军委会在一道对第五战区的训令中有段名句：“乘其长蛇出穴之际，为铁锤重击之举”，颇为传神。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使用后退决战战略思想之先例。此后虽然短期间各战区未能迅速仿效，所以在此之后仍有枣宜会战之失利〔刚性战线一线配置，导致遭敌以两个师团战略迂回〕。但在两年之间，各战区即已逐渐改变态度，模仿薛长官的战略布署。如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上高会战，第十九集团军以劣势兵力击灭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及独二十旅团，毙伤敌近两万人，此后至抗战胜利为止，日军对赣北这块突出部，始终不敢正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将誉之为“开战以来最精采的一战”，造成后退决战的典型战例，尤值喝采。

　　不过这种后退决战的思想，在表面上一团纷乱，局外人不易看出固中奥妙，而第一线兵团的转进，更容易导致败退的误解。一九四四年六月豫中会战时美国空军飞行员观察到国军师级部队在敌前整齐撤退，似乎无意战斗，史迪威因此大作文章，而被误会的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将军因此以怯战罪名枪决。第八战区上下对此咸感悲愤，但困于国际形象，只能含恨承受。事实上这是第八战区支持部队的第一线兵团作战系列中的一段，其后日军则在豫西山地中被击退。这种表面上的失利更能贻人以国军不战而退的口实。最明显的争议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的远征军入缅战役，蒋介石派出后退决战的大师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罗上将与杜聿明将军先后在平满纳与曼德勤布置后退决战的战场，其后都因为右翼英军的失利而不能完成会战，史迪威即口?i横飞地指称中国部队怯战，强烈要求国军“出击”，显然完全不了解中国远征军会战布署的实用性。

三、攻势思想萌芽期：

一九四四年，国内首批美械国军投入滇西战场，执行自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及一九四一年宜昌攻势后的首次战略性攻势作战。在惨烈的作战中，国军取得了珍贵的攻势作战经验，如兵种协同，地空配合，攻势布署等。然而，美械国军的换装速度并没能赶上在一九四四年日军的一号作战前参战。在一号作战之后，一九四五年之间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及湘西会战，国军仍以传统的后退决战迎敌。不过在传统布署中，可以发现融入了攻势思想的痕迹。国军开始较为大胆地在逆袭中运用攻势为守势之辅助，甚至有军级单位实行运动歼敌的记录〔注三〕。但这毕竟不是常态，所以笔者仅称之为“攻势思想萌芽时期”。

　　这个阶段的作战经验部份在国共内战中得到发扬，但总体而言，国军的攻势思想始终未臻健全。如一九四六年徐州绥署组织的华东攻势，几乎毫无章法可言。作为攻击军主力的野战军一字长蛇步步为营，运动力强大的快速纵队遇敌则掘壕固守，而留在后方充预备队的部队居然超过绥署所控制部队之半数，完全没有集中主力的概念，反而类似防御战的准备。此时主导这场胡涂仗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正是赫赫有名的薛岳上将。一九四七年的鲁中扫荡作战，国军兵分三路大举进击鲁中解放区，居然如同旅次行军，而且扫荡正面间的间隙过大，共军主力由国军各兵团间隙中穿过，反而威胁鲁东。同时西北战场西安绥署的扫荡作战，则连一个完整的攻击方针都没有，部队以旅为单位四处投放，在战场上漫游，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一九四六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安东会战，不利用机动优势从设防薄弱的临江地区迂回，反而大模大样地对辽东坚固的伪满既设国防工事线正面进攻，恶战摩天岭，血溅凤凰城。这些战例，有些荒唐到难以置信。特别是国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抗战时与日军大规模会战中历练出来的大军指挥官，战后怎么退化至此？由于国军在抗战中守势积习过深，导致高级将领在应该大胆出击时，都有放不开手的感觉。只有少数精锐部队能确实体悟运动战之重要性。如整十一师在一九四七年一年之中奔驰千里，横扫中原，打的毛泽东手令各军回避这个恐怖的蒋军王牌，“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全实力。”该师在一年之间，变换师部达到二百九十六次。运动程度之剧烈，为前史所罕见，这自然也难以成为全军普遍的作战习惯。

二、日军的战略分析

　在二次大战期间，日本陆军的战略低能，与其政府的政略低能，相得益彰，互为辉映，非常惊人。日军有第一流的作战精神及步兵战术操典，但在战略规画上，则表现难以想象的愚蠢。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厚诬日军，“皇军”在与英美印澳各军交手时均有傲人战迹。二次大战前期，中国战场外日军真正的大规模陆战，只有菲律宾战役和东南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马来亚与新加坡〕各战役而已。与之交手的英美盟军，虽挟地利及兵力优势，仍难与之抗衡。在菲律宾战争中，正规美军与装备犹较国军为佳的菲律宾部队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仍然一败涂地。日军在菲律宾战役出动的第十四军总兵力也不过两个半师团，四万三千人。马来亚及缅甸战役中日军总共出动五个师团，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方面仅三个师团，英军琅琅大败，连永久设防的新加坡都守不住。用于缅甸面为两个师团，据入缅迎战的远征军报告，缅甸英军在新加坡沦陷后，根本没有作战的斗志。虽然光是驻缅英军就有一个完整的军团，兵力与日军相等，机动力尚且优之。而日军的记录，则称所遭遇强烈而足以震动全局的抵抗，为同古方面与中国远征的激战。东印度群岛战役日军先后投入三个半师团，荷兰守军则是海陆皆败，投降之速令人惊讶。〔注四〕但是平心而论，日本陆军距现代化陆军尚有一大段差距。无论是武装力量或战略指导，在大战中都只是二流角色。而日军两度夜郎自大般地侵犯被苏俄视为禁脔的外蒙，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在政略眼光上的幼稚以及战略武装上的不足。

二次大战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除德军外便是俄军。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人在中国打得焦头烂额之际，其关东军的少壮派居然以小部队出兵袭取蒙古的张鼓峰，将在华北蚕食的那一套耍向俄军，结果被俄军打的灰头土脸。日本人真得有气魄对苏俄宣战吗？其实也只不过是无理取闹地一捋虎须而已。而对如何承担所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准备，其幼稚程度足使一般有理性的地缘政治专家跌破眼镜。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关东军居然再度“欺负”俄军，第六军以第二十三师团为主，附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一万五千人的庞大兵力进攻诺门坎。结果一万余人的主力连一个由一千俄军驻守的巴英查山都拿不下来，反而被朱可夫以强大的机械化纵队迂回包抄，几乎全军覆没。师团长小松厚道太郎愧恨自杀。这一战打出了日军的根本缺失，即陆军武器装备与战略指挥的严重落后。战后朱可夫评论的高级军官“训练与主动性均差，墨守成规，没有能力”〔注五〕分析日军战略思想的落伍，其症结在作战目标始终停留在名城要邑之类的地理目标上，没能进步到以敌方野战军之歼灭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其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的通病。德军的参谋本部正是因为即早跳出这种传统思想，所以才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大陆军。在机动车辆尚未大量配赋部队，而战略单位之组织受指通能力限制而局限在师级万人规模左右之时，大军作战以城市为据点，双方逐城而战，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现代化战争，组织庞大，指挥运作灵活的野战军能以车运在辽阔的战场上纵横奔驰，一城一地的得失就不见得那么重要了。唯有歼灭敌人的野战军，才能真正终止敌方的抵抗能力。二次大战前这点在学理上已是公认之说，但在实际的战争中，地形目标仍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与第六军团之间的选择，足证即使如德国国防军之优越，有时也难免失足。

在战略目标思维进化的潮流中，日军显出一贯地落伍，固步自封。无论战局进展如何顺利，其战略上的最终目的只是单纯的地形目标而已，而国军的野战军即使被击溃，也很少发生被包围歼灭的澈底损失。国军方面在战略上被包围击灭的战例严格说来只有南京战役与晋南会战两例，而这两次失利完全因为国军负责的战区长官无能昏庸所致，日军原本也只是想攻掠南京及中条山而已。譬如常德会战中期，日军已经将第二十九集团军击溃，而且完全可以包围这个集团军的残部，但是日军却盯着常德，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逸去。

其实在抗战中期，日军这种只重占地不重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思维受到少数明理军官极大反弹，其大本营也开始训令中国派遣军要注意在战斗其间消灭重庆军的有生战力。其后各大攻势的作战计画，也一定严厉要求指挥官以歼灭重庆军为第一优先。可是日本陆军的指挥官积习已深，终抗战全期始终没能遵照正确的战略目的行事，作战间仍一味以地形目标为掠取对象。至于大本营严格要求的歼敌有生战力，则以大量浮报歼敌数量搪塞，形成日军的一个虚报传统，反正在战果上的胡扯并不在武士道禁止之列。许多转进待命的国军部队均被日军列为“已遭全歼”，所余不过少量残部。但日后围歼日军的国军正是这些“残部”。由此可见日寇实在是自招失败，何怨之有？

前文所述国军的后退决战战略思想，其实正是藉日军这个冥顽不灵的短视战略目标所制成。若敌手不是日军，后退决战反而没什么意义。假使在后退决战之间，日军不埋头向国军坚守的名城大邑猛冲，而是在突破国军战线后，确实迂回围歼国军第一线兵团主力，而后再应付势穷力孤的第二线兵团，则抗战时期的几场大会战将呈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奇怪的是，虽然日军也有这个认知而集会检讨，并屡饬各级野战部队注意改进，不可“轻视已遭击败之重庆军”。奇怪的是日军一直到中国方面的最后一场会战，仍不改其向地形目标埋头猛冲的作风。

　　不久前读冈村宁次的回忆录，意外发现这位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已对战时日军白痴般的战略思想倍致感慨：“日军有被城市吸引的恶癖……作战目标，计有运动的敌军及不动的土地〔城市及河山要线〕，而在中国战线上以城市为目标者最多。在鼓舞士气上这是最合适的……城市对部队具有魅力，此外大道路必通往城市，所以，部队虽奉命负有离开城市而经旷野压迫敌军的任务，但终为城市所吸引……国内报章对攻占城市的逾扬报导亦为主因之一。”冈村宁次在任内遇到一个最尴尬的局面，一九四四年夏季日寇倾其半个陆军实力调往中国，意图在中国战场上突破困境，其战略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全线”〔又是一个地形目标〕。这个“打通大陆作战”打了近半年，跨越三大战区，居然成功了，成为日本陆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陆战胜利，也是抗战史上国军最大规模的失败。可是这个一号作战一结束，日军马上就得放弃成果。因为国军野战军实力依然完整，日军根本无力守卫这条辛苦占领的铁路线，岗村宁次被迫大量放弃这场日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胜利战果，其呕恼可想而知。派遣军在一九四五年内部争议的主题，便是该放弃那些地方及如何放弃。表面上被击败的三个战区，于一九四五年都有大规模的会战胜利。第一战区方面的豫西鄂北会战，让日军碰的鼻青脸肿，第十二军司令官撤职；第九战区方面的湘西会战，日军第二十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第四战区方面的国军攻势，则在日军突然投降之前攻克南宁、桂林，对败退之日军衔尾直追。岗村大将此时必然悲叹，要是一号作战时能注意到消灭这些野战军，或许局面将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