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城市贫民骚动不可怕，可怕的是专业人员介入——关于新疆事件 -- 马前卒

四、关于“7·5”事件　　---雨夹雪

1．“7·5”事件的始末　　

2004年的4月16号到19号，“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合并，在德国的慕尼黑成立了“世界维吾尔大会”。它成立以后，就整合了当时的几十个“东突”势力，特别是以西方为根据地这样的一些“东突”势力组织和人员。成为以西方为根据地的“东突”势力的核心。　　

2009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数百人参与斗殴，致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员工89人，两名新疆籍员工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境外以“世界维吾尔大会”为代表三股势力大肆炒作，借机对中国进行攻击，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个情况通报会上称，　七月五日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之后，又有大量人员向解放南路、二道桥、山西巷片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聚集，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混乱，十九时三十分许，部分人员在山西巷一家医院门前聚集，人数达上千人。十九时四十分许，在人民路、南门一带有三百余人堵路，警方及时将这些人员控制、疏散。二十时十八分许，开始出现打砸行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护栏，砸碎三辆公交汽车玻璃。二十时三十分许，暴力行为升级，暴力犯罪分子开始在解放南路、龙泉街一带焚烧警车，殴打过路行人。约有七八百人冲向人民广场，沿广场向大小西门一带有组织游窜，沿途不断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二十一时许，约有两百余名维吾尔族青年在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高呼口号，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　　

事件发生后，处理事件的指挥部迅速调集近万名警力分赴广场、南门、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新疆大学、红雁池电厂等事态严重的地点进行处置。至二十二时许，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开始改变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动，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指挥部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前线处置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搜捕打砸抢烧分子，营救被困民众，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通报并没有说凌晨几点，不过按照网上发布的“事态基本得到控制”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三时左右。　　

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焚烧车辆261辆，其中公交车190辆、出租车10余辆，损毁商铺203间、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损毁民房住宅14间、建筑面积　1200平方米。7月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召开“7·5”事件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发布会上指出，“7·5”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是建国以来在新疆历次事件中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指出“这次事件是新疆 60年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伤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坏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2．“7·5”事件发生的原因　　

“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7·5”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不解决，“疆独”活动就难以从根本上被遏制。　　

不少朋友指出，“7·5”事件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且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大多数“7·5”事件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前文已经说了，“东突”恐怖组织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训起来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特别是“7·5”事件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显然双方早就勾结好了。　　

不过，我在这里重点想说的是“7·5”事件发生和国内极右派的关系。我认为，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参与人员不在少数，组织和预谋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么多人参加，预谋又那么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在组织预谋过程中，我们的公安和政府难道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征兆和苗头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群众知道此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况6月26日广东省韶关事件发生后，境外“世界维吾尔大会”大力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新疆已经明显出现不稳的迹象。这时候，为什么公安和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7·5”事件从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到凌晨三时左右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时间长达10个小时。如此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我们的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为何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制止？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绝不能擅自行动，如果决策层的决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内应的，而且应该是在决策层有内应。　　

大家不要忘了，6月14日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便开设了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提出“杀左族毛”，即查封乌有之乡代表的左派网站，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这表面是对付“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可是，这些人和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使实现了“杀左族毛”的目标，极右派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好处，极右派的目标应该不止于此。而有一句话暴露了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即 “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试想，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仅仅因为和毛主席有血缘关系就是死罪，“制造了一批小毛左”的人又该当何罪？这样，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就很清楚了：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矛盾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3月，罗马尼亚党内极右派发表攻击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联名信。11月，匈牙利族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外逃。12月 15日，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 “杀左族毛”的典范。　　

“7·5”事件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如出一辙。2009年6月14日凯迪网提出“杀左族毛”。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国家主席胡锦涛7月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下午“7·5”事件就爆发了。“疆独”分子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西方媒体已经将 “7·5”事件渲染为所谓的“和平示威”、“和平请愿”、被暴徒打死打伤人成了中国政府镇压的结果，在国际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已经相当被动。这一切和 “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一模一样，在“7·5”事件中国内极右派扮演的角色会不同吗？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无可否认的是“7·5”事件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声望，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极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部分实现了极右派的目的。　　

事实上，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勾结由来已久。当年“疆独”头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穆罕默德·伊敏就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来对付中国共产党。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陆民运与“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11月中旬，“中国民主党临时委员会”执行主席张英、《北京之春》负责人薛伟、《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等人参加了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张英代表“民主党临时委员会”先后与维吾尔精神领袖阿尔肯、“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艾尼瓦尔江等人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条合作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宁、伍凡、杨小炎、张先梁、周建和、陈建平、陆卫星、廖然、梁成、王遵伟等人的认同。12月魏京生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邀请了德国“藏人协会”、“东土耳其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保障人权同盟”等组织参加。从国内极右派对海外极右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不难窥见国内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关系。　　

当然，以上纯属笔者的推测，国内极右派自然不会承认，更不会四处宣扬自己和“疆独”分子的勾结。　　

总之，“7·5”事件的发生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策划的政治阴谋。　　

3． 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的几点建议　　

前面已经比较详细的探讨了“疆独”问题和“7·5”事件产生的原因，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就是要对症下药。在这里我只提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注意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7·5”事件也是“疆独”分子的一次大暴露，在事件查处中应该及时顺藤摸瓜，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　　

其次，一定要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上文已经说过极右派是“疆独”分子的内应和保护伞，不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不可能清除“疆独”势力。

再次，必须果断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例如，可以给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左派革命力量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必须破除思想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例如，必须立即开展一个对“炸药奖”诺贝尔奖的批判运动。1989年西藏暴乱后达赖获奖，“7·5”事件后热比娅获奖可能很大。如果不开展对诺贝尔奖的批判，热比娅影响必然更加扩大。

最后，要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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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句看的有点儿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