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黄章晋《再见，伊力哈木》有感 -- 金仕并

一

　　7月8日晚上，我坐T32次从杭州返回北京。由于买票时间太晚，我只买到了硬座。当然还有人比我更惨，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连坐票都没有，把背的笨重行李卸在行李架上之后，他们便只能无助地站在过道里。

　　这是中国几乎所有有硬座的火车上极为常见的一幕，本来不值得记述。但是和大量类似场景不同的是，这两个年轻人都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由于中国的物价很低，火车票价格相对西方也很低，很少有西方人坐中国的硬座，所以我忍不住关注起这两个人来。我想看看他们会怎样度过车上这难熬的14个小时。

　　结果和我的猜测差不多。尽管的确有坐在他们附近的人因为要去上厕所或是去打开水，而暂时请他们先坐在座位上，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人愿意让出自己的座位。到了晚上，这两位西方青年和很多买到站票的中国乘客一样，先是累得不得不坐在过道的地板上，一开始是横坐，后来又改成顺坐，以便腾出供人经过的狭缝；到极度疲倦的时候，其中那位女青年更是把半个身子钻到座位底下，彻底躺到了地上，任凭起夜的人从她的胸口上迈过。在这14个小时里，他们和中国人并无差异，没有人因为他们是西方人、长相和中国人不同，就给予他们什么特别的优待。

　　尽管有点小题大作，但是我还是想说：这就是公正。

　　一直有人谴责铁路部门不应该出售那么多的站票，既影响了持站票乘客的作息和健康，又对持坐票乘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就算要出售站票，也不应该和坐票等价。但是，出售站票并非只有弊的一面，也有利的一面，至少它可以解决那些仓促出行、又买不起机票或动车组的乘客的燃眉之急；而且站坐票同价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不管怎样，现在的事实是：不仅火车站卖和坐票同价的站票是合法行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下面这条在中国坐火车的游戏规则——持站票乘客会挤占持坐票乘客的空间。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持站票乘客在原则上不应该对持坐票乘客的座位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便你是外国人，即便你是老弱病残；持坐票乘客出于同情之心让出自己的座位，这只不过是额外的仁慈，是人道，但是这种人道却不能侵犯公正，因为公正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道德原则”（王海明语）。

二

　　正是出于类似的道理，我在看完黄章晋反思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再见，伊力哈木》之后，感觉非常不好。

　　在中国，黄章晋属于“自由主义”系知识分子，俗称右派。尽管很多右派瞧不起儒家，但是黄章晋这整篇文章的调调，却完全可以用一个《论语》中的成语概括：“克己复礼”。说得再明白一点，黄章晋认为，在维汉冲突中，虽然双方都有错，但是汉族的错更多，所以只有汉族好好反省自己，民族和谐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换句话说，汉族是强势，维吾尔族是弱势，强势一方天经地义是有“原罪”的，弱势一方天经地义是需要同情、需要人道对待的。这种一味同情弱势群体的“克己复礼”论调，在右派知识分子中影响力很大，某流亡网站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渊薮。

　　我们且来看看，黄章晋是怎么“克己复礼”的。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黄章晋说：“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这句话在学过语言学基础知识的人看来，是十分可笑的。维吾尔语是一种黏着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日语、韩语是否属于阿尔泰语系还有争议，但它们也都是黏着语，和维吾尔语的语法有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中亚各国的语言（塔吉克语除外）和维吾尔语就更接近了，不仅同属阿尔泰语系，还同属突厥语族，不仅语法接近，很多语音、词汇也是共通的。对维吾尔人来说，能学会听或说这些语言本来就不太困难。打个在严肃的语言学家看来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普通话比做维吾尔语，那么东北话、河南话、四川话就相当于中亚各国的语言，广州话（也叫粤语）、厦门话（也叫闽南语）就相当于日语、韩语。很多在中国走南闯北的生意人都会说点各地的方言，广州话、厦门话说得好的北方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黄章晋不说这些人有语言天分？

　　刻意贬低自己、抬高他人，制造逆向歧视，正是“克己复礼”派惯用的招数。这种招数里面，像上面这种可以用科学知识公开裁决对错的还算低级，更高级的是诉诸个人感觉，反正“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个人喊腿疼，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腿疼。在黄章晋的文章中，这种高级“克己复礼”的例子俯拾皆是，比较露骨的如：“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我希望黄章晋的确一生都没有一个汉族“匹配”者（尽管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否则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这位维族朋友，如此轻松、如此煽情地就把他的汉族“匹配”者全都抹杀、出卖了。

三

　　我不想再引用这篇文章中的话了。我甚至不想再被这篇文章的叙述顺序牵着鼻子走。我现在想抛开这些在过去两年时间中充盈了我左右的泥泞般的思想，直接从我自己的观点审视一下七五事件的缘起。

　　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类的祖先就是抱群生活的，所以那种认同本群个体、排斥他群个体和他种生物的“党同伐异”心理，在人类还不是人类的时候就已经埋藏在我们的基因中了。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曾经在1974－1977年间在东非观察到了一个黑猩猩种群对另一个种群实施“灭族屠杀”的骇人过程［对此感兴趣的朋友请阅读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第三种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一书］，由此间接证明了这种心理的先天性。1992年，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更提出了一条假说，认为人类个体平均只能和150个左右的其他个体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大脑新皮层的“容量”是有限的。这条假说很快就得到了众多研究的验证，人们也因此把150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

　　于是，既然现在的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那么整个人类要根据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标准把自己分成诸多的群体，便是自然而然。每个群体里的人多少有些党同伐异心理，对“非我族类”显现歧视心态，也是命里注定。当然，人不是基因的奴隶，通过后天的文化教导，我们可以纠正这种来自本能的冲动，然而文化教导不能像生理特征那样遗传，所以只要我们略有疏忽，就总有人会因为教育不足的缘故，让情绪战胜理智。这就正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后记》中所说：“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让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通过完善的教育学会处处战胜自己的冲动，永远不要歧视，不要党同伐异，是根本不现实的。这种逆人类本性而动的事，不光中国办不到，美国也办不到。到目前为止，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平等，保证公正，然后再保证这样的法律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黄章晋在文章中说“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给人的感觉是西方各国就不是这样的国家；如果他在这里再次运用了“克己复礼”招数的话，那么我要说，他再次撒了谎。美国同样是一个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虽然没有中国那样的城乡歧视，但是种族歧视却比中国厉害得多。只不过，美国的法律严格规定了个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这样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没有人敢像中国人那样公开表达歧视，但他们内心的腹诽却往往远多于中国人。实际上，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做到对有关公正的法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要在中国改变现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局面，其实比美国容易得多。因为中国素来有用文化而不是体质特征区别民族的传统，在用文化区别民族时，又漠视形而上学层面，这都非常有利于不同族群的融合，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活生生的例子。

　　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七五事件的起因，根本不在于什么汉族歧视维族，而在于法律的不公正。汉族歧视维族是必然的现象，只要维族总体比汉族落后，那么汉族就一定会歧视维族，正如北京人、上海人歧视河南人，美国的“黄蜂”（英文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萨克逊白种清教徒”的缩写）歧视拉美白人和有色人种一样。黄章晋等人要求全体汉族都像他们一样“克己复礼”，绝对是不现实的做法，最终只能流于传教式的干嚎。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虽然，为了尽快改变维族总体落后的局面，法律适当偏向一点维族是应该的，但是过分偏向对方、“人道”到搞逆向歧视的程度，却是万万不能的，这不但没有实现让维族尽快摆脱落后的愿景，反而加剧了汉族对维族的歧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维族对汉族的怨恨，于是终于陷入恶性循环。对于一个恶性循环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外面攻克；非要像黄章晋那样直接介入其中，一口咬定汉族的歧视是根源，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扬汤止沸耳。

四

　　分析至此，我这篇文章本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有些更激烈、更情绪性的话想说。

　　我现在对黄章晋这种“克己复礼”派知识分子已经十分厌倦了，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仅在根本上和我信奉的科学精神相左，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奋斗，强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越少越好，这样的右派是不可能对弱势群体抱有太强的同情心的，在他们看来，反过来搞“克己复礼”、搞逆向歧视更是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现在某流亡网站那帮大大小小的“右派”最能赢取喝彩声的观点，恰恰是主张“克己复礼”、主张逆向歧视的。即便是西方那些重视平等多于自由的左派人士，凡是成熟的，也不可能幼稚到这种程度。

　　仔细想来，这帮人这种“克己复礼”思想的来源，还是只能来自儒家的义务论思想，来自近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的屈辱史给国人留下的自卑情结，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苏晓康为首的一批人发出的那种“晓康体”（王小波语）干嚎。这帮人虽然言必称卢梭、哈耶克，思想本质却与自由背道而驰，和公正也绝不搭界。说得狠一点，他们不过是继承了苏晓康等人的衣钵、苟活在新世纪的“洋奴”（王小东语）罢了。该流亡网站曾有人气势汹汹地主张：“我就是想要全盘西化。”他不知道，只要中国还有他们这种洋奴存在，中国就绝不可能全盘西化；真正全盘西化的中国既没有家奴，也没有洋奴。

　　虽然，现在洋奴右派们仍然显现出强大的煽动能力，但是今天的中国终究不比二十年前，其他的声音也已经渐渐成熟起来，可以和洋奴右派们分庭抗礼了。今年三月出版的《中国不高兴》（王小东是作者之一），就是另一拨知识分子对洋奴右派的反动。然而说实话，我对这一拨人印象也不佳，因为他们在批评别人是“文艺腔”的同时，自己也仍然在犯“文艺腔”的毛病。在我看来，“文艺腔”的对立面是“科学腔”，而不是查建英在《锵锵三人行》上说的“行伍腔”。科学精神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凡事尽量不预设立场，而是以实用程度判定解决方案的好坏。我之所以对洋奴右派十分厌倦以及反感，就是因为他们在先背诵了几句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不证自明”的“最高指示”之后，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常常脱离实际，甚至有如痴人梦呓。

　　我希望以科学为思考基础、以功利主义为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能更多一些。现在的中国需要的其实是这些人，而不是各式各样的干嚎党。

2009.07.12

• 文章主人也在河里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