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乱邦的出处及其他 -- 子罕

在“请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略存敬意”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跟帖，

此事和农业学大寨有关。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50、60年代，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高擎这面红旗的陈永贵，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直至走进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毛泽东的提名下，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学习大寨精神并没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发展到后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大办集体经济，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产的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剥夺了农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自主权。

例如徽省农村1976年又大办集体养猪场，限制农民家庭养猪养禽，禁止农民家庭饲养大牲畜和母猪，将耕畜全部收归集体饲养。1976年全省办起集体养猪场22．42万个，有77．2%的生产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共养猪280万多头。由于饲料不足和管理不善，这些养猪场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现象，即饲料报酬低，母猪繁殖率低，存猪成活率低，养猪成本高。全年生猪出栏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1%，为历史最低水平。而生猪死亡率却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影响，1976年，国家虽然继续从财力、物力上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较好的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农业生产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停滞在1975年2．8亿多吨的水平上，棉花总产量比1975年减少32．6万吨，下降13．7%；油料、猪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陈永贵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任务：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这些要求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可能，也给以后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胡耀邦同志对这个说法提出了批评和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再搞以粮为纲那一套。

陈永贵非常气愤，骂道：“什么胡耀邦，我看叫胡乱邦还差不多。”

事后胡耀邦去了陈永贵那，陈永贵一声未发，只是很生气地坐着。

1979年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委要求冲破学大寨的禁区，大寨红旗由此坠落。

1979年秋，新华社报道晋中地委批判神化大寨、妨碍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

　1980年初，农业部全国农牧局（厅）长会议宣布，今后不再开展搞大寨县的运动及不再评学大寨先进单位和个人。

1980年秋冬，中共中央发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陈永贵被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大寨被结论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被认为“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为大寨问题正式结论的1980年10月《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批语认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及在全国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文革”以来，由于陈永贵“造反”、“夺权”，大寨因此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

本来有人提议要把陈永贵一捋到底，胡不同意，保留了陈永贵政治局委员职务。

这就是胡乱邦的最初出处吧……

历史就是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打扮。

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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