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告别香格里拉神话（一） -- 双石

　　在南木尔呷的记忆中，“耿登阿米”们是这样评说“民主改革”和人民政府的：

　　这些声音飞过金沙江传到拉萨，对那些正“享受着自由和满足”的人们来说无异是一种“不详之兆”。共产党、解放军给西藏人民做的好事越多，他们就越是觉得屁股下面坐着的是座火山。毕竟，《十七条协议》中还有“改革”的条款，虽然是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自动改革”、“改革要与西藏领导人协商”；虽然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川、青藏区已经开始“民主改革”，中央也还是对西藏上层明确宣布“6年不改革”而且6年以后改不改仍要与“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协商”；虽然中央政府乃至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蓝图是：中央政府出钱把贵族、噶厦官员、上层喇嘛（三大领主）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赎买下来，然后无偿分给农奴，再给三大领主做官发薪，实行和平土改，以求减少阻力、皆大欢喜……

　　然而这一切与领主们的期望值仍然相去甚远，他们需要的是“永远不改革”。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十七条协议》中关于“改革”条款，还是1956年中央政府关于“6年不改”的承诺，都是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事实上，当不在《十七条协议》范围之内的四川藏区准备在个别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的消息刚一传开之时，西藏噶厦政府一些人就组织策动当地农奴主在康巴藏区的武装叛乱——实际上也开始了西藏地区全面叛乱的准备。到了1959年3月，叛乱从拉萨开始全面暴发。

　　达兰萨拉和某些西方人士至今仍将这场叛乱定义为“人民起义”，美国名记者艾尔索普当年也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共平叛需要20万军队”，而且“根本不可能成功”；台湾的大学者胡适也说西藏地广山高，中共不可能消灭叛军。而事实上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了不到3万的兵力，仅仅3年就基本平息全区叛乱，彻底平息叛乱也只用了6年。

　　如果这场叛乱真如“西藏流亡政府”所言是“一场全民大起义”的话，艾尔索普和胡适所言或许不无道理。然而，经过长达8年感同身受和两相比较，许许多多藏族同胞已经看明白了“金珠玛米”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已经从他们那里发现了另一种“劳而有获”而且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至少，他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与这些为藏家人修桥铺路送医送药扶危济困的“红汉人”为敌。虽然叛匪们打着保族保教的旗号或许还仍能迷惑一部分农奴，但他们的抢掠奸淫的作派又不能不让更多的农奴恨之如骨且避而远之。解放军平息叛乱，不仅得到了普通藏族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还直接参加战斗，或加入支前队伍，或向叛匪喊话。在内地学习的3000多藏族学员也回到藏区参加了平叛和民主改革。

　　既或是那些被蒙蔽裹入叛匪中的藏族群众，也没有多少人死心踏地要与“红汉人”血战到底——在整个整区的平叛肃清的叛匪中，有42.8%的人是举手投降或“政治瓦解”的。而这个“政治瓦解”攻势中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与平叛同时开展起来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边平边改”。在平叛后期，很多地方的农奴们还武装起来组成民兵自卫队，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有在藏区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老西藏”告诉我：较之于内地的土改，当时在藏区的“民主改革”政策掌握是非常严格也非常谨慎的，实行的是“两步走”方针。首先是实行“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 ，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高利贷，对参加叛乱的“反动农奴主”实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并没收其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对未参加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领主不当面斗争，只搞“背靠背斗争”（即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控诉其罪恶）同，并对其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然后将没收或“赎买”来的农奴主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将其分配给“翻身农奴”。

　　“赎买”的政策界限也很分明，一是一，二是二，不搞株连，不打折扣。贵族人士桑颇才旺仁增虽然有一个儿子因参加了叛乱被政府按政策没收了财产，但其他家庭成员仍然享受到了赎买政策——他的赎买金支付凭证的金额为596万元，当年兑现1950年度赎买金就有45.8万元。是当时得到赎买金最多的上层人士；朗顿贡噶旺秋不仅是西藏占有土地多最的大贵族之一，还是十三世达赖的侄子，曾任司伦，他得到的是一张总金额19万元多的赎买金支付凭证，当年支付的赎买金以及1959年“二八减租”应得的份额，就有人民币1.9万多元。

　　据统计，当时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共有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27%；农奴主代理人约4000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70%；大小寺庙2138个，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55%；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占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5万元以下的8年付清，5万元至10万元的10年付清，10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

　　赎买金的分期支付政策在文革期间曾经有所中断，文革结束后均予补发。

　　迄至1960年底，“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共没收和赎买了农奴主所占有的耕地280多万克，分给20万户、80万名无地的农奴和奴隶。

　　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西藏大多数人都是“民主改革”的受益者，利益受损者只是极少数人，就是这“极少数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得到“赎买政策”的补偿。而由此置换而出的，却是西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人权进步和生产力的空前解放！

　　在达兰萨拉和西方某些人士的口中，这样一场使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享有了基本人权的社会变革，竟然成了“侵犯人权”，这种道理不知该从何讲起。如果这样的逻辑都能成立，那么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死伤惨重的南北战争，解放了大批黑奴还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林肯总统，又该当何罪呢？半个世纪以来屡屡为“西藏人权问题”跟中国人指指点点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能不能先把林肯总统那件“伟烈丰功”给重新翻案成“滔天罪行”，再来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诚然，在藏区“民主改革”的“面对面斗争”阶段，的确有愤怒的农奴在“诉苦”中情绪失控从而对过去的领主施以拳脚的情况发生，个别地方还打死过人。但这毕竟是“违反政策”的少数情况。况且与农奴主们对他们及他们祖祖辈辈所施加的剥削压榨和人身伤害相比较，那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更是难以相提并论的。正如我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所言：“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的黑点在太阳之中，太阳还是太阳；把黑点从太阳中挖出来放在太阳对面，它也仍然遮盖不了太阳！“民主改革”中再有“过激过火”的瑕疵，也还是西藏历史上最大最快的人权进步和社会进步！

　　曾经也是农奴主的阿沛阿旺晋美以其特珠的地位与视角，对“民主改革”有过一个相当客观的评判：

　　的确，正是“民主改革”，让西藏这片虚幻的“人间净土”，告别了“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