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灭有别的可显摆的了，八卦下俺的外公吧 一 -- 青瓜

中共历史上激烈的斗争，都不是个人品质和利益可以解释的，而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思考的必然选择。

在通过政治斗争和组织措施处理掉那些可能成为“野心家”的领导人时，这其中许多的斗争都是不公正的，也对许多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这几乎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对于政治问题，仅仅从道德上做出价值判断是肤浅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对于新生的国家或许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既要实现魅力型政治的常规化，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推动国家的转型，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吊诡。而这一历史吊诡极大的制约了中国的制度选择，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统一，也为了通过魅力型领导人来推动迅速的国家转型，中国选择了一个不是建立现代法治而是频繁进行政治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制度模式。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是为了清除野心家，培养接班人，从而同时实现建国与转型。

虽然在制度选择上还是出现了失误。而这种失误在根本上源于对国家转型的深度与广度都缺乏足够的预见，主要运用了关于传统中国与传统世界的经验来看待“建国”的问题，从而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但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我们不能由此苛求前人，身处于国家转型带来的全面社会变迁之中的人，很难真正地认识“庐山真面目”，即使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而政治问题是不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加以判断的，往往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看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看到许多政策失误恰恰正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持续紧张、中印边境冲突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看到杜勒斯“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何等警惕，看到对“野心家”的批判中一个最重要的词汇就是“里通外国”，则也不难理解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失误，是由于他们作为政治家，不能像我们这些旁观者一样，可以从相对乐观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必须从最宏大的视角、最坏的可能性加以考虑，有些问题或许可以预料到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发生，但一旦发生却不可挽回，因此必须当作百分之百可能发生来对待。

也许，一切都是天命使然，就像柏拉图告诉我们：“为一切立法的不是人，而是无时无地不在发生的机运与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