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些说明 -- 葡萄

这里很不好意思的说一下，关于上海的公共洗浴，那是在建国前三十年增长不多唯一的有限公共服务。而随着改革之后，那之后的的公众洗浴点从固定的每诺干个居民小区一个迅速萎缩。尽管在此之后，大型的洗浴中心曾经广泛的兴起，但是那样的中心往往在兴旺几年后随着不可避免的其他服务，对了就是有提到的公共情人而被扫荡。我曾经熟悉的一家大浴场在一个中国国传统节日中一次性扫荡出近2000名这样的人员当时引以为奇观，很是震撼了一把。

好言归正传，从你的字里行间似乎很在意，那些被称呼为保民官的制度，那些被称呼民主的雅典团队。我相信从你的表达里你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是我也相信，对于中国的西方的历史你并没有从他们的根源去思考，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如此。我请问你，是什么样的制度选择，让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在斯巴达率领的联军兵临雅典城下的时候，雅典民主可以毫不犹豫的杀死他们最后的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义工12名军官，那之后雅典再无人愿意领兵对战斯巴达人）而作为罗马的守护的凯撒们，又是如何在他们数不清的头衔中不经意的把保民官夹杂在其中的。随后的罗马是怎么样的罗马呢？是百年战乱的罗马。即使之后有五贤帝的灵光，罗马终究毁灭在野蛮人的手中了。罗马那么久才毁灭，不是因为他的强大，而是他们在共和时代消灭了可以消灭的所有潜在对手。直到汉武帝驱逐了匈奴人才彻底打破了世界岛的平衡。

在我看来，你试图在相信，一个把利益给民众分享的统治集团，一个给予本国公民起码的公正与公平的社会，可以避免今天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但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在于，我们遇到的危机依旧是那个150年前我们先贤们狂呼的千年未有之巨变。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乃至社会经营与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在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落后了。如果说我们建国三十年始终试图在摆脱救亡图存状态的恐惧的话，我们的改革三十年是在试图以从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世界先进国家的追赶与超越。而在现在中国这个改革再转型的关口，我们很多猛然发现，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似乎再次回到了60年前，100年前或者说是150年前。而今天对中国的现状的不同理解，几乎可以看作他们对中国未来判断的基本出发点。

而我还有我很多的伙伴与朋友们始终最担心的不过是，如何在这个国家前进之余让这个国家继续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与朝未来发展的动力。在今天，你可以从中国论坛里各种声音对于现状的自满状态，看到我们期待的反面。而关于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个话题里，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其实就在今天，在和一个朋友讨论，一个关于这个国家统治集团子弟与寒门子弟在官僚阶层职务分配的比例的问题的时候。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样的安排是试图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在保证江山不变色。而我对于此的补充是，那不过是对于我们曾经模仿与学习过的几个国家借鉴的一种折中。至于效果如何，我们只有通过时间来检验。而此背后的潜台词不过是，既然骰子已经投了，我们能做的是顺势与做好自己的事情。起码我和朋友已经没有理由再等一个三十年了。

最后，对于你反复提到的话题，我似乎用我的一个专业的话题来回答你的期待。在我看来，法律如果不能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他就可以被忽视。同样，法律的渊源来源自习惯，以及习惯的博弈。更确切的说，世界上即使有神赐予的不可侵犯的法律，如果他不能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迟早也会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作为对此的对应，作为社会公民这个个体。统治者要做的不是对某一个个体与某一类个体的恩惠与施舍。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全世界民族都在参与的竞争与博弈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里中国的一个个体，所必须明白的是，权利从来都要靠自己争取才会珍惜。雅典的民主源自对僭主时代的记忆。而罗马保民官，源自公民对顽固罗马的离开罗马运动。一份权利对应的是一份叫责任的承诺。从社会契约论开始，个人让渡多少个人权利给予国家与统治阶级一直都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国要面对的复杂挑战，对于我们国家要处理的复杂问题，我们不可能静下心来在这个时代坐等所有问题都有个结果再决定何去何从。我们在这个时代只有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同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只有通过不断的积淀来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新技术革命下社会组织不可避免重组的时代，乃至权力与义务之间关系需要重新诠释与定义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只是通过走过的每一步去为大家共同生存的平衡点去摸索的那些积淀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