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高考一结束，我们就又恢复了每天早起出工，傍晚收工的知青生活。

这个季节已是冬闲季节，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农活可干了，但公社组织各村劳力进行了一次平整土地。这块地是我们邻村的一块坡地，面积大概比一个足球场略大一些，坡地的中央比四周高出大约两米多。因为是坡地，无法修渠灌溉，所以这块地一直只能种玉米一类比较耐干旱的农作物，而且只能是靠天吃饭。看来公社是希望在这年冬闲时对这块地进行平整，这样以后就可以修建排灌沟渠，旱涝保收了。

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可我在跟老乡们聊起这事时，老乡们的反应却并不积极，因为农业用地一般只是土壤表层比较富含各种有机物，深度一般只有几十公分。老乡们管这种土壤叫“熟土”，而更深层的土壤由于缺乏有机物，被称为“生土”。在生土里种庄稼很难长好。老乡们讲如果平整这块地，势必要挖高填低，就会把土壤表层富含有机物的熟土填在低处，而且埋在深处，坡顶被平整以后露出来的全是生土，所以整块地都会变成了生土，会有好几年长不好庄稼。

近年来每当在网上看到人们为“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当初这段“平整土地之公案”。显然，老乡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公社干部的决定也有道理，区别只在于：老乡们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公社考虑的是长远的发展。那么假设农村已经完全民主化，公社不复存在，各村自己民主表决决定是否做这项平整土地的工作，我想通过的可能性恐怕是非常低的。虽然老乡们也会算经济账，也知道衡量利弊得失，但未来的“得”在与目前的“失”比起来，求稳怕冒险一般会是多数人的心态和选择。所以在民主制度下，具有未来潜在利益、但需要当前利益做出些许牺牲的长远期规划或项目，被提议和通过的机会会远远小于专制制度社会。因此，民主制度的特点就是社会风险小、动荡小，稳步前进，但会错失很多潜在的利益。而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风险大、社会动荡的机会也大，但抓住机遇获得极大利益的可能性也大。

平整土地的劳动本身也有些意思。因为是公社组织的，所以所有村子都排成一条直线，齐头并进、从东西往西开挖。公社在地面上划出一排像田径场跑道似的平行线，每个村负责一条“跑道”。干这种活，因为不是包干制，我开始以为人们会多多少少有些磨洋工。可令我奇怪的是：老乡们干得很欢，大有争先恐后的意味。干了一会后，我就发现了其中奥秘：因为各村的界线是划在地面，那么挖在前面的村从地表向下挖，在“定义”与邻村的交接面上就有了主动权，一般挖出的横断面都会是一个倒梯形，上宽下窄，这样实挖的土方就比落后的村少了很多。而落后的村由于没有定义与邻村界线的主动权，所挖的横断面就是一个正梯形，上窄下宽，要吃很多的亏。另外，由于当时已经是冬天，北方的土地都会上冻。前一天收工时挖的新断面，经过一个晚上就会冻得梆硬。第二天早上一上工的时候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先把这层冻土挖开。这样一来，领先的村子每天只需要挖开一个横断面的冻土，而落后的村子需要挖开的冻土除了自身的横断面外，还要加上与邻村的交接面，这就又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发现了这一奥秘以后，我不由得暗暗佩服老乡们的精明。

新断面的冻土还好说，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晚上，冻不了太深。而地表形成的冻土，却是多日形成的冻土，已经冻得很硬很厚了。我们必须用铁锤和钢钎才能把它砸开。抡大锤不是什么技术活，只要有劲有准就行。但下钢钎却需要一点技巧，因为钢钎下的位置不合适的话，要么费半天劲只撬下一点碎渣，要么整个钢钎都砸进土里，冻土却纹丝不动，老乡们管这叫“焊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我总结出了正确下钢钎的位置，基本上每次都能撬下挺大的一块冻土，而很少把钢钎 “焊住”了。

平整土地一完，就该过年了，我们自然都回家去了。但是，由于担心可能会错过和高考有关的重要通知，春节一过不久，我们就赶紧回村了。

果然，回村后不久就收到了体检的通知书。在考试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考完以后，分数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就要参加体检和政审，不过七七年的政审基本就是个形式，走走过场而已了。很多父母在文革中受冲击、尚未被平反的考生都没有因此而没被录取。

我们村里收到体检通知书的只有两人，就是曹操和刘备两人，曹操同学半年前的预言果真应验了。

记得当年好像有过说明，体检人数大约是最后录取人数的两倍，因此即使参加体检了，也仍然有被淘汰的可能。

知道自己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剩下的关心就是学校如何从考生中挑人的问题了。由于自己考试时数学发挥得不理想，我自己估计第一志愿的希望大概是比较渺茫了。而第二志愿的学校只是北京的一所很普通的高校，竞争应该不太激烈，估计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希望自己的材料在被第一志愿刷掉之后到达第二志愿学校之前，第二志愿学校别已经招生完毕。

时间就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快要收工的时候，我和五大爷卸完最后一车肥，赶着车正要拐上大道，大道上一辆公社的大拖拉机拉着一辆拖车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车上站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是我们村知青办的副主任，看见我时冲我大喊了一声“you ni！”。我一愣神，拖拉机已经驶远了。五大爷问我她嚷的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猜她喊的可能是“有你”，但有我什么呢？难道她是说上大学有我，还是什么其它的事情有我？七七年那次高考北京地区的录取通知书是统一在这一天发的，之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所以单从“有你”着两个字来猜，实在无法肯定她指的是上大学的事。

就这样，我心里一边嘀咕着，一边和五大爷把车赶回队里，卸了车，把牲口赶回圈里，扛着铁锹往宿舍走。等我远远看到宿舍门前一群已经收工回来的知青时，他们也同时看见了我，老远就冲我跑了过来。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证实了我的猜测，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知青办副主任刚一回到公社，就往村里打了电话，告诉了主任我被录取的消息。主任也立刻兴冲冲地来知青宿舍通知我，而我正在卸车还没回来，所以反倒是其他知青比我先知道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