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续完） -- 庄户人家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到了合肥。出了火车站，我和魏革忠往汽车站走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中年农妇样子的女人在很伤心地大哭，旁边有一群人在议论，围观。原来这个农妇从安徽农村来合肥看病，在火车站被人把钱给偷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上去管一管的冲动，可是转念一想，我也不一定能做什么，同时学生在合肥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看一看魏革忠，好像他也这么想，他说：“要是在北京，咱们一定要管一管。可是这里不是北京啊！”我们就上了公共汽车回了学校。

学校现在是彻底地罢了课。学生们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回了家，也有的去了别的学校串联。剩下的学生就在学校里游荡，时而有一些游行打着旗帜横幅去走一遭。声势也是越来越小。

我回到宿舍，大睡了两天，又回到了通讯实验室。实验室里还有一批老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在干活。特别是已经拿到外国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更是老老实实，根本就没有参加运动。他们怕好不容易要出国了，最后因为运动的事被卡住。

广播里还是经常报道着北京的事情。有一天，电视里说香港和外国捐来许多帐篷，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一片帐篷，学生们都住在帐篷里了，甚至有了折叠床。回想一下几天前同学们还裹着校旗睡在水泥地上，真是条件好多了。但是电视上也能看出，广场上抗议的人群小多了。

实验室里的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万里是支持学生的。贝守时老师说：“万里本来正在美国访问，现在打断行程，正从美国飞回来。等他到了北京形势也许就明朗了。”后来看来，这个也是一个谣传。

我当时认识几个外教，都是美国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找我来问北京的情况怎么样。我向她介绍了一下，同时我又说政府的报纸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并不是要反对政府，只是要反对腐败和官倒。再说了，我们的政府不也是人民政府吗？

宿舍楼里剩下的男生们晚饭后胡闹，互封民主斗士，常常说：“民主斗士xxx，到211来打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找了一支油笔，在我们的宿舍门上写了“民主阵营”四个大字。

这样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几天，就到了六月三日。

这一天天气闷热，空气里一直弥漫着一种骚动的感觉。白天就有各种谣言说北京开枪了，打死人了。接着又有传言说市民们把要进城的军车堵回去了。

吃了晚饭，电视里就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紧急通告。播音员严厉的语调，让我们这一帮平常嘻嘻哈哈的秃小子们也不寒而栗。大家说：“真的要镇压了？”“不会的吧？不是军车都被堵住了吗？”“听这口气是要真的动手了。”“VOA怎么说？”

VOA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这样折腾到晚上十点多，我就睡了。

睡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宿舍楼道里一阵喧闹，有人大叫：“开枪啦！”“打死人啦！”

我和其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同学们跑到楼道里，听到有人手里拿的收音机里正放着VOA的特别新闻，说戒严部队强行进城，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军队开枪，已经有数十人被打死。接着收音机里放出了现场的录音。枪声很脆，噼噼啪啪就像鞭炮的声音。一阵一阵的枪声里还夹杂着人们的喊叫。

同学们都被这个新闻惊呆了！

赶快听听BBC的报道。BBC里也播放着类似的新闻，也有枪声不断传来。

中央台则继续广播着紧急通告。

同学们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不是说人民军队爱人民吗？人民军队怎么会向人民开枪呢？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同学来讲，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解放军会向和我一样的学生开枪！

我和同学们震惊着，困惑着，一边听着最新的新闻报道，一边愤怒地议论着。很快天就亮了，我们接着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台说，六月三日晚，北京有一小撮暴徒发动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戒严部队坚决进行了还击。戒严部队也有伤亡。

听了中央台的广播，同学们彻底愤怒了！看来开枪是一定的了。更愤怒的是广播里城学生和市民们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学校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到了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游行的队伍走出了校门。我一想，合肥的市民们可能还没有听过VOA的广播，还不知道军队开枪的事。我马上骑上自行车，往市中心的三孝口奔去。

十几分钟后，我就到了三孝口最繁华的地方。跳上路边的一个花坛，我就对着过往的行人大喊上了：“同胞们！这个罪恶的政府向我们开枪了！”听到我的一声喊，行人们纷纷停下脚步，向我围了过来。

我继续演讲了一通，大意是：“昨天晚上，无耻的政府向北京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们举起了屠刀。军队用各种口径的枪支，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今天，他们又说我们是一小撮，难道他们就是一大撮吗？”说到这里，围观的市民们由衷地喝彩，使劲地鼓掌。

我又接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又是一阵喝彩和鼓掌。最后，我说：“我们游行的大部队马上就到，请市民们支持我们学生的爱国运动！”

我站在花坛上演讲的时候，不知道有谁把一个纸盒子放在了我的脚下，于是围观的人群拥上来纷纷捐钱。有人在人群里喊：“支持学生！一定要把这些钱送到北京学生手里！”不一会纸盒里就装满了各种硬币和票子。

正说着呐，科大的游行队伍走了过来，我也端着纸盒子，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后面还有一大堆其他学校的游行队伍。游行的口号也变了：“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共产党！”

下午，游行回到了学校。我回到宿舍，把纸盒里的钱倒出来数了一数，大概有二百多元，基本上是一元，一角，五角，几分的小票子和硬币。我把这些钱用纸包好，决定再去北京，把这些钱交到高自联手里。

我把我的想法给同学们说了。很多同学劝我不要去了，说现在已经镇压了，去到北京很有可能有危险。同时，广播里说了，高自联是非法组织，已经被取缔了，去了北京也不一定能找到。

可是我说，这些钱是合肥的市民们捐给学生的，我有责任把它交到第一线组织的手里。我去了北京，也可以把北京的情况及时传达回来，好协调我们的行动。从今天的反应看来，一个全国的反抗高潮就要到来了。

同学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阻拦，对我说到北京以后要注意安全，及时和同学们联络。我谢过同学们的关心，就奔了合肥火车站。

因为天气暖和了，而且有帐篷了，我就没有带我的军大衣，只是背了我的书包，里面除了一个廉价的照相机和军用水壶，还基本是空的。到了合肥火车站，也没买票，直接上了火车。车上人不多，我还找到了一个座位。

火车开动了。我和邻座的几个人聊了一聊。他们基本是出差的样子，好像对时局并不十分关心。谈话中，他们都对学生们表示了支持，但并不是特别坚决。听说我的计划，有的也很担心，劝我半路下车，不要去北京了。但是坐对面的一个中年人说，他以前是当空军的，有一次重大演习，明确说了有百分之一的伤亡率，但他还是主动参加了。他说不参加一辈子遗憾。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更坚定了我去北京的决心。

第二天，六月五日，我的火车又快到北京了。车上的广播里放着中央的通告。我的心里涌上一阵恐惧。想到这次去北京就有可能死在那里了，害怕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想到写我的遗嘱，但是一则觉得没什么好写的，二则觉得不吉利，也就没有写。

这时候，早先车上的人已经下了车，又有不多的人上了车，车厢里很空。我和一个乡镇企业供销员模样的人争论了起来。我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他说：“政府也说了学生是受蒙蔽的，现在镇压了，就别闹了。”我说：“那这些死去的学生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就这样吧。”我听了感到很郁闷。

广播里说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且语调越来越强硬。我听着，害怕得手脚冰凉。火车已经开始进站了，我想到我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十几元钱，以后逃跑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我赶紧把包着捐款的纸包拿出来，从里面抓了一把面值较大的钞票，放在了自己的裤袋里，大概有一百元左右。我想，这也算是支持学生的活动经费吧，不属于贪污。

收拾好这些，火车就停在了北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