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清朝直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 -- 好猫如诗
千古直臣孙嘉淦
在此题下，刊出三文：清朝直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尚木的一篇有感，和郭向光的文章《盛世正臣》，
以示对千古直臣的所思、所敬。
编者
三习一弊疏
奏为勉竭愚衷，仰祈睿鉴事：
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皆已行之矣。仁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之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以为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未见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见也。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于其所不知，难矣。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谋，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之论，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谨奏。
有 感
尚 木
千古直臣孙嘉淦所说“三习”，一者，“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二者，“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三者，“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就“三习一弊”而言，所谓小人，即阿谀献媚，善拍马屁者也。所谓君子，刚直、正言，不惮违上者也。
其实，喜欢人家给自己拍马屁者，恐不在少数，绝不仅止君王高官。问题是，你无权、无位、无财，谁拍你啊！
听赞同，受夸奖，被附合，人就高兴，就痛快，乐滋滋的。逆耳之言，甚至是骂人话语入耳，肯定不高兴，或怒不可遏，回驳回骂；或郁闷在心，连饭也吃不下。拍马屁对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不但使其心理，而且使其生理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而就受者的肉体生命而言，实实在在是颇有益处的。一阵好话入耳，心花怒放，气通神旺，如无人看见说不定就要手舞足蹈一番；饭恐怕也要多吃几口，再喝上两杯，晚上定可睡个好觉。反之，逆耳之言的结果，君可自想。这样想来，在被拍马屁者看来，拍马屁者实实在在是对其有益之人，甚至是不可缺之人。缺了，身体恐怕就得垮下去。
其实，就个人说来，要是有办法找个拍马屁的人为自己服务，又有人愿意专门奉承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是人家私人间的事，与他人无关。尤其是，此拍马屁者既无恶意，也别无用心，只是会顺情说好话，惠而不费。然而，问题是，拍马屁者往往是别有用心而又心术不正的。拍马屁，决不是白拍的，无非是图名图利等等。这样一来，被拍马屁者，就容易吃亏上当了。其害处，尽人皆知，不再多言。
孙嘉淦当然说的不是我们普通百姓的事，而是提请皇上注意“三习一弊”不可不除。皇上有了三习一弊，倒霉的不只是他个人，还有他的朝廷，他的权力，当然还有他的臣子和百姓。如何防止三习一弊？一是皇上自己心清神明。容易吗？难，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昏君。要心清神明，就得有点超越肉体生命、精神生命的功夫。不能光为了自个儿舒服、痛快。还得有些更高远的追求，难。所以，作皇上的，能听得逆耳之言的，还是少。那怎么办？就得有某种体制上的保障。古代有谏官制度，也有拼死硬谏的忠臣，可到头来，说实话惹恼了皇上，就只能一死了之。谏官不能真正帮助皇上克服“三习一弊”。后来有了民主制度。就言论而言，就是许你说话，尤其对国家的管理者、领导者。拍马屁行，不拍马屁也行，说顺耳话行，说逆耳话也行。这对权力者的身体恐怕有碍，可是对他别的方
面，还是有很大好处的。而且，这种制度对当权者是真正的治病救人。你可以不爱听逆耳之言，却不能不听，更不能不许人讲。这就是民主制度与谏官制度的区别所在。当然，一心想防民之口的人，是体悟不到的。于是，民主制度当然谈不上，谏官也要弃之。
盛世正臣孙嘉淦
郭向光
清代名宦孙嘉淦，山西太原府兴县人，其父孙天绣“以侠义闻乡里”。孙嘉淦于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中进士，在经历了起伏断续的从仕生涯后，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因病而死。乾隆皇帝曾叹息说：“朝中少一正臣也。”
孙嘉淦历仕康、雍、乾三朝，这三个皇帝所给予我们记忆的恰巧是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代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巅。”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孙嘉淦这样一个清官，一个干臣，一个耿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的典型，这对于今天这样的时代来说，显然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
由于初入仕途，孙嘉淦的声名在康熙朝还不能显露。到了雍正即位，孙嘉淦率直上书引起了雍正的注意。据《碑传集》中关于孙嘉淦的“家传”记载：“世宗皇帝尝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当以为法。”在雍正朝总共１３年的时间里，孙嘉淦当过学政，祭酒，顺天府府尹，并在雍正四年入值南书房，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此后，孙嘉淦历任侍郎，经筵讲官，在雍正十年因“引见期满教习奏对失实革职”，被发往银库效力。但不久又被派到山西负责盐政。在那里他成绩斐然，“不数月，陋弊悉除”。于是当乾隆即位后，就立刻把孙嘉淦调回京城，做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乃至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直至最后成为协办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
康熙皇帝在当政（１６６２－１７２２）时孜孜求治，获得了巨大成绩。然而康熙末年，由于没有确定大统继承权，几个皇子的争夺使朝廷政治弊端严重起来，最后当世宗皇帝雍正登基接权时，摆在他面前的政局可以用“贪风横行，朋比党援，言官溺职”来形容。“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而“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以缺之美恶，定酬赂之轻重”。乃至“虚名冒饷，侵渔克扣”，说明吏治废弛实在厉害；至于朋党政治，最显著的莫过于援引私人，排斥异己。如《圣祖实录》中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而“满州所参，大抵多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更要命的是言官本来是朝廷的耳目，应该知无不言，有闻则告，但是清初的科道，虽然皇帝屡屡下旨催促，终究收效甚微。这当然有清代本身的原因，但是“终年无一疏者”，“近日不见一人条奏”，却也是事实。
所以，雍正上台后也一再指出以上种种情势之祸害。如果不能行新风，行新人、新事，那么康熙的政绩可能就会化为乌有。孙嘉淦就以他的敢于直言在朝堂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他上疏陈事，发常人所不敢言。当雍正刚即位的时候，孙嘉淦上书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虽然其奏折中有让雍正忌讳的东西，但是作为头脑清醒的君王，雍正懂得什么才是他最需要的。而“众大臣……无不佩服孙嘉淦的胆识，视孙嘉淦为天下第一个敢说话的直人”。乾隆继位，孙嘉淦刚从河东被调回，因为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感觉“皇上隆恩，卑以风纪重任”，所以立刻又上《三习一弊疏》，在疏中写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乃生一弊…喜小人而恶君子是也……”。孙嘉淦敏锐的眼光给乾隆敲了警钟，据《孙文定公家传》中说
：“疏上，上嘉纳，宣示也。”如果我们考虑到乾隆后期对和?ǖ某栊遥?则知乾隆皇帝虽确为比较清醒的帝王，最后仍然不能不犯孙嘉淦疏中指出的弊病，可知孙嘉淦确有先见。
孙嘉淦能够大胆上疏，不仅仅在于上疏本身，更在于他的耿直振一时风气。对此，也只有深恶官场积弊、深患世风之害的开明皇帝才能有这样积极的反应。当然，这和皇帝本人受到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的程度对于权力的运作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尤其在专制皇权的背景中，一个皇帝的权力运用好坏直接影响这个王朝的长治久安。
那么清朝皇帝是怎样接受教育的呢？《东华录》中记，无论皇子皇孙，六岁以上都必须到上书房读书。曾在上书房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州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皇子们每天学习的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清代皇帝也因此博学多才。如乾隆皇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１１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大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
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通晓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熟谙满语，而且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而且还爱好体育武事……。
多数清代皇帝也颇勤政。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景：“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及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这还是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已。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因此，他们的统治出现盛世之景象也是某种必然。“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
孙嘉淦会有后来的凸显，自然与这样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仕途上屡受荣宠，他的敢于犯颜直谏是一个原因，而皇帝能够接受和赏识则更为重要。
孙嘉淦是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更是一个能谋善任的干臣，孙嘉淦从一个小小官员到成为封疆大吏，成为皇帝倚重的股肱，在雍乾两朝都作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那是他本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要求的必然。对于国家，对于那个时代，对于他本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乾隆时代另一重臣陈世倌在为孙嘉淦所写的墓表中这样说道：“数十年来与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以邀列圣之知遇舆。列圣之所以眷顾公者，皆公生平诚敬之学有以致之也，以故公之立朝，大业彪炳天壤，人人其知者。”
??（《千古直臣》，王永泰著，载于《黄河》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