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所谓三皇五帝(下卷）——尧舜禹时代 -- 王威

一个君主是有着莫大的权柄，就像手上举着一支巨大的火把，火焰越是明亮，越是能够鼓舞人民信心。

然而，举着火把的人，若然一不小心，这火焰恐怕又会反过来吞噬了自己。

该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柄呢？

每个君主都有各自的答案。

帝尧是这样勉励自己的——

　　战战栗栗，

　　如履薄冰。

　　人啊，往往不会在大山上翻倒，

　　而是跌倒在小土堆上。35

为了不让自己跌倒在小土堆上，帝尧想出一个办法，在自己的宫殿前，树立了一根大柱子，上面再挂起一面旗子，让老百姓有什么意见，可以站在下面宣讲。

如果要是他在宫殿里头没有听见，老百姓还可以敲响宫殿门口设立的一面大鼓。

这根大柱子，叫做诽谤之木。

后世的诽谤之义，是恶意攻击，毁坏别人的声誉，而这里的诽谤，则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36

这面旗子，叫做进善之旌。

进善的意思，就是请告诉我一个好点子。37

这面大鼓，叫做敢諫之鼓。

敢諫，就是有什么意见，大家就大胆的说吧。38

诽谤之木、进善之旌、敢諫之鼓的设立，应该说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发明。

论起帝尧的初心，可能是因为黜退了五大家族之后，心不自安。

因此呢？他特别需要掌握情报，知道五大家族的动静，如果他们有所异动，希望了解内情的人，前来告密。

老百姓纷纷进言，结果让帝尧在施政上得益不少，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要知道上古乃是神道设教，君主裁决民政，对于老百姓的各种疑难。往往借助本人超级大巫师的身份，一言而决。

就像今天自认为有“特异功能”的大师们，那是绝对没有耐心听你絮絮叨叨的讲一件事情的经过，是非曲直。而是不容置疑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既然超级大巫师有通天彻地之能，则洞察事情的真相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是在倾听之后，才得出结论，反而会让老百姓怀疑，进而丧失了威信。

帝尧之所以特异于黄帝王朝之前的所有君主，乃在于他身上人王的气息浓烈起来了，而作为超级大巫师的色彩则变得平淡了。

他的执政风格则是谨慎而又有耐心，创设了这套上访制度之后，在倾听中，对于民间的疾苦就有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于是他所作出的裁决是那么的通人情，让老百姓感激。因此，对于帝尧之政绩，自然是大加鼓吹了。

这套上访制度是那么有效用，其后黄帝王朝的继任君主，帝舜帝禹都继承了。

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极大，作为后来之君主，再也用不着以超级大巫师的身份去装神弄鬼。

中国人也得以从容的自神权时代迈进王权时代。

到了夏王朝，君主就不仅仅是坐在宫殿里头，等着老百姓来上访了，而是设立一个叫做遒人的官职，派遣他们巡行于各地，宣达政令的同情，也探寻老百姓之疾苦。

遒人们肯定不可能抱着大柱子到处走，于是将诽谤之木简化成一种可以握在手上的乐器——木铎39。

从被动的等待上访到主动走访民情，又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上访制度是自下而上，走访制度则是自上而下，两相交互，国家机器遂得以将触角深入基层，无远弗届，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不再是一句空话。

准此，中国人在三四千年已经设计了这样政治制度，水平之高，置于世界各大文明中，也至为罕见，老祖宗之政治智慧，再次让今天的我们叹服。

当然，进入王权时代，随着中国人之疆域拓展，国家治理人口之多，而君主之威权又不容假借，则君主对上访之老百姓要个个接纳，也不现实。

于是黄帝王朝之诽谤之木、进善之旌、敢諫之鼓，到了周王朝，则演变成了肺石。

肺石设置于西周王朝之都城，古人认为肺主声音，其石颜色赤红，长达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故名之。

根据文献记载，有冤屈之上访者，不论从多远的地方来，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

这时候，西周朝廷之贵族才出来听取上访者之说辞。40整理之后，将上访者的冤屈告诉君主，并惩罚那些使上访者蒙冤的官长。

之所以要让上访者苦等三天三夜，无它。因为只有真正受到冤屈乃至于忍无可忍的人，才会有耐心站在肺石之下三天三夜。

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很多纠缠于鸡毛蒜皮小事之恶意诉讼。

清末有一大案，即今天之戏剧舞台还在搬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在杨乃武被定成铁案的情况下，杨乃武的姐姐为了给弟弟伸冤，不得不滚钉板，以示自己上诉的决心，然后，她的状纸才被接受，案件才得以重审。

这个滚钉板，其实功用颇类于肺石。

因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司法机构都无法承受恶意诉讼之成本。正常来说，政府希望官司一审而决。

在清末，原告如果不服判决，决定越级告官，正常程序是到府衙擂鼓告状，但是官员对于已经审决的案件，也有权不受理。

于是，原告在沉冤难雪的情况下，只有滚钉板一途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

古代之上访制度，和现代法制相比较，就好比是一间深黑牢房之中仅有的一丝亮光。

然即便如是，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在种种机缘之下，终得以翻案。

此案之结局乃是慈禧太后施展霹雳手段，一下子处理了两浙150多名官员。

相关涉案之官员，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甚至有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了事。

又可见，上访制度之威力，即便是在清末极其腐败的政局，也能彷如原子弹一般，造成官场之大地震。41

帝尧能够设立上访制度，不论初心如何，他让自己随时都能听到老百姓的意见。

一个君主，能够倾听老百姓的意见，自然对于臣下的意见，会虚心接纳，从善如流。

帝尧之所以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认可并崇敬之圣王贤君，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曾为左拾遗（杜甫也当过这官），这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芝麻官，大概居于七、八品左右。

这个官职，顾名思义，就是检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份内工作只有一件，就是挑皇帝的毛病

有了这段工作经验，后来白居易在总结自己的工作心得的《策林》一书中，谈到君主为什么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

我听说君主个人所接受的信息并不是很多，只有依赖臣下的报告，才能不被蒙蔽。

君主的个人视野也很有限，只有虚心听取臣下的报告，才能够开阔视野。

君主也只有一颗心，智慧是有限的，只有在臣下的帮助下，才会有真正的大智慧。

如果一个君主，仅仅依靠自己的两只耳朵去听，一双眼睛去看，一颗心去体察——

十步之内的距离，君主也有听不到的时候。

百步之外的距离，眼睛也就有看不到的所在。

宫殿之外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洞察。

更何况天下之大，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那么多。

英明的君主帝尧正因为这个缘故，才设立了专门给皇帝挑毛病的监察官员，这样才能开辟出一条让臣下献善除恶、竭诚辅佐君王的大道。

使得政策失误的地方得以改正，并让君王不受蒙蔽。

但是，帝尧还是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洞察民情，于是下令安设设敢谏之鼓，高扬进善之旌旗，树立诽谤之木。让工人商人可以尽情的对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士大夫和平头百姓都能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于是，君主每一天，见闻都在增长，德行也与时俱进。42

这一制度，说起来，对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因，影响是非常大的。直到今天，还提醒当权者，要随时重视天下百姓的意见，广开言路。

　　帝尧想方设法征求民众的意见，欢迎大家公开指出他的过失，即便是说错了，也不加罪。

　　这一做法深受老百姓的怀疑，却更加激起黜退之五大家族的嫉恨。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传统，从伏羲王朝乃至于今的政治传统，天下共主之权柄主掌乃在于对外征伐、外交，对内调停各族纷争。

　　然，对于各族之内政，则归于本族之族长裁决。

　　这是一种默契，有了这一默契，各族才愿意尊崇黄帝一族为天下共主。

　　现在，默契不复存在。

　　帝尧的这一亲民做法，在他们看来，显然是手伸的太长，让他们忍无可忍了。

35战战栗栗， 如履薄冰。 人莫踬于山， 而踬于垤。

——《古诗源·尧戒》，相传为帝尧所作。

36对于诽谤之木，《史记》一书之诸家注解都有提到。

集解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

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

索隐按：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诽音非，亦音沸。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於木，此尧时然也，後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

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

也就是说，今天天安门前的华表，其实就是古代的诽谤之木。

37 《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裴駰 集解：“ 应劭 曰：‘旌，幡也。 尧 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 如淳 曰：‘欲有进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38 《吕氏春秋·自知》：“ 尧 有欲諫之鼓， 舜 有诽谤之木， 汤 有司过之士， 武王 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 高诱 注：“欲諫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

(帝尧)师于善绻、许由、尹中,而学于务成子附,询政行人,问老衢室,立建善旌,廷置敢谏之鼓,博咨刍荛,以成盛勋,涂说巷议,咸所不废。——罗泌《路史》

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唐史纪》

39 “铎”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由于遒人有宣扬政令之责，日后木铎又成了教师之代称，春秋时代之孔子便自称为木铎。

《论语·八佾第三》之上，孔子有云：“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40 “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秋官·大司寇》

41 今日之中国，上访制度作为一种现代法制之必要补充，对基层官员有极大之震慑力。

基层官员生怕群众“越级上访”，竟至于派员常驻北京，拦截上访群众，进而形成一种奇怪的产业。

与之最新相关的时闻是2009年8月4日，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因上访，而被软禁于北京丰台区聚源宾馆，竟至被看守强奸。

走笔至此，宁无喟叹。

42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阕，辅助聪明。犹惧来未也，于是设麻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白居易《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