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考古】失落的约柜-(转自水木清华) -- newone

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把爱德?梅尔纳和我送到了喀土穆。我们下

了飞机，投入非洲之夜的湿润怀抱。我们没有签证，只有伦敦的TPLF给我们的参照

代号，但接待我们的当地移民官员却显然很熟悉这种代号，只是我们去取行李的时

候，他留下了我们的护照。

爱德有个可爱的妻子，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我结婚的时候，他做过我的男演

相。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他身材不高，但非常壮实，一头深色的头发，面部棱

角分明。他是位非常敬业的专业电视人，独自一个人承担摄制组的全部工作，集制

片、导演、摄像师和录音师于一身。这些特殊技能和他在第四频道的签约颇为不同，

使他成了与我同行的最理想人选，因为我虽然不得不为TPLF提供新闻故事，但我还

是不想带领一个庞大的电影摄制组出现在阿克苏姆，因为我不想使我在那里的考察

工作复杂化。

爱德的全名是约翰?爱德华?道格拉斯?梅尔纳。因此，我们一到喀土穆机场

的大厅，听见扩音喇叭里传出了这个名字，自然就竖起了耳朵：“约翰?爱德华，

约翰?爱德华。请约翰?爱德华先生马上到移民办公室报到。”爱德听见了，便立

即照办，消失在人群里。半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收拾好我们的所有行李，还让移民

局在护照上盖了印。又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再过了一个半小时。

午夜刚过的时候，其他旅客全都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大厅里已经没有其他的

人，我这位同事才终于露了面。他脸上的表情虽然显得很尴尬，却依然很愉快。他

解释说：“不知道为什么，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警察的通缉犯名单上。

我一直在想让他们相信我是约翰?爱德华?梅尔纳，可是看来他们没懂我的意思。

他们扣了我的护照。我明天早上必须再来一趟，才能把它取回来。”

TPLF派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我们。司机不会说英语，开车拉着我们穿过喀土穆的

一条条沓无人迹的街道。每过几分钟，车子就会被路障挡住，接受停车检查，路障

是由带着重武器的粗野士兵构筑的，他们仔仔细细地查看我们这位司机带着的通行

证。

我以前来过苏丹。在1981年和1986年，我照例都要来苏丹几次。然而，我现在

却立即意识到：从那以后，苏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首先，根据这些路障判断，

这里显然是在严格实行宵禁，而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同样，

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路边的楼里漆黑一片，小巷弥

漫着垃圾气味，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狗在四处闲逛，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惶惶不安。喀

土穆虽然一向都是乱糟糟的，但今夜它却使我感到格外丑陋，格外凌乱，与以前迥

然不同。

我们来到了市中心，车向右拐，到了“沙拉?埃尔一尼尔”大街上。这条大街

就在那座宏伟的维多利亚时代皇宫的北面。1885年，查尔斯?戈登将军（1833―18

85，英国将领，曾镇压我国太平天国起义，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者杀死

――译者注）就在那里被马赫迪的僧人们杀死。

“沙拉?埃尔一尼尔”的意思是“尼罗河大街”或“尼罗河路”，而我们现在

也的确正沿着尼罗河开车。我们头上是一道栋树搭起来的凉篷，从枝叶间露出点点

星光。我们的右边，在栎树的粗大树干和下垂的枝条后面，我可以看见尼罗河正静

静地流向远方的埃及。

在我们的左边，那座大饭店的空旷阳台从我们身边掠过――那饭店当年是个幽

雅的会议中心，但现在却显得十分破旧衰败。过了片刻，我们在街道转弯的地方碰

上了最后一道检查岗，司机又不得不拿出了通行证。接着，我们又向青尼罗河与白

尼罗河交汇的那个崖角上驶去，喀土穆的希尔顿饭店就坐落在那里。从我们走进饭

店前的明亮庭院，我就想要两杯双料伏特加、苏打水和一筒冰块。然而，我后来叫

人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房间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忘掉的重要事实：自从80

年代中期苏丹采用了伊斯兰法律以后，酒精饮料已经在苏丹被禁止了。

第二天是1月10日，星期二。早晨，爱德和我乘出租车来到了“提格雷救援协会”

（简称REST），因为伦敦的TPLF要我们去那里报到，以便对我们的旅行做出最后安

排。

我们注意到，我们两人的名字已经被用粉笔写在了楼上一间屋子的黑板上。可

是，屋子里却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其他情况。我们也无法立即见到海尔?基罗斯，

他是TPLF驻喀土穆使团的首脑。这个城市的电话系统总是靠不住，那天上午，电话

网就像是彻底崩溃了一样。

“我们能不能直接开车去TPLF的办公室？”我向REST的一个成员问道。

“不行。你们最好留在这儿。我们去给你们找海尔?基罗斯。”

一直到了上午10点多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决定让我留下继续等海尔?基罗

斯，而爱德则必须坐出租车去机场，取回他的护照。他去了，但两个小时以后还没

有回来。TPLF的官员也依然没有露面的迹象。或者可以说，那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对

我去阿克苏姆的计划表现出半点兴趣。

我想，这失望中毕竟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倒让我感到自

己那个挥之不去的幻想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能在提格雷省被杀掉。其

实，我已经看到眼前逐渐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前景，那就是：一切有关的人都

昏昏欲睡，慢慢腾腾，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提格雷省。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下午1点。我想到：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喀土穆的

所有办公室都要下班关门，或许其中也包括REST和TPLF的办公室。明天是星期五，

是伊斯兰的安息日。因此很清楚：1月12日星期六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可是，爱德在哪儿呢？也许他直接回饭店去了。我给饭店打电话，但当然是打

不通。我越来越恼火，便给海尔’基罗斯留了一张便条，把我饭店房间的号码写在

上面，请他和我联系。我把便条交给REST办公室里那些友好的年轻人里的一个，然

后来到大街上，去叫出租车。

我先回到了希尔顿饭店，可是爱德不在那里。后来，我想他可能回REST办公室

去了，便又返回了那里，可他还是不在。最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到了飞机场。我在

机场经过非常耐心的询问，才终于得知我这位同事被拒绝人境，正在接受警察的

“谈话”。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

“不行。”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今天，明天，也可能是星期六，”一位帮助我的、会说英语的好心商人解释

说，“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清。抓他的是国家安全警察局，他们坏透了。你大概

什么也做不了。”

我现在真的急了，连忙跑出机场，来到了问讯处。它居然开着，这实在令人惊

讶。我在那里不太困难地就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找到了一部

真正能打通的电话；不但能打通，而且是免费的。但不幸的是，使馆的电话没人接。

两分钟以后，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司机不知道英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尽管

他说知道），但经过一番不同寻常的反复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大概用了一个小

时多一点。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始终和两名英国外交官在机场交涉。我是在使

馆俱乐部里找到这两位外交官的，当时他们正在喝非法的饮料。这两名官员力图弄

清爱德被扣留的原因，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比我成功。

不仅如此，有件事情还使他们的这番努力更复杂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

亚西尔?阿拉法特乘坐一架黎巴嫩飞机刚到喀土穆，和苏丹军事独裁者奥马尔?埃

尔一巴希尔讨论海湾危机。一排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在机场四处巡逻，宣泄着反

西方的爱国情绪，并使所有人都对生活感到不快。

我的两位外交官的情绪也不太好。其中一个提醒我说：“我们已经警告过所有

英国公民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责难，“现在你知道这是为

什么了吧？”

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才回到希尔顿饭店吃晚餐，而爱德依然没有被营救出来。后

来，10点刚过，爱德忽然出现在了饭店的大堂里，我总算放心了。他的神态显得有

些抑郁和疲惫，但衣着还算整洁。

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举起了双手。他手上全是黑墨水的痕迹。“他们留下了

我的指纹。”他解释说。接着，他想要一大杯金酒加苏打水，却没能如愿。最后，

他只喝了一杯不带酒精的温啤酒，但他对此却仅仅表现出了一丁点儿不快。

在路上

后来我才知道，扣留爱德的不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安全警察局，而是国际刑警组

织的苏丹分部。“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据说是一个被国际通缉的贩毒分子使

用的十几个化名之一。调查官注意到爱德的护照上有哥伦比亚的人境签证盖章，爱

德的命运便注定了，因为哥伦比亚是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他曾在哥伦比亚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拍摄新闻故事，但探警们根本不相信这个

事实。他的相貌和国际刑警得到的传真照片上的通缉犯毫不相像，这也丝毫没能使

他摆脱麻烦。幸好那个通缉犯的指纹资料也被传真了过来，只是国际刑警得到它的

时候，已经是将近傍晚了。有个人还算聪明，提出把爱德的指纹和这些指纹比较一

下。爱德很快便被释放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番经历讲给TPLF的代表海尔?基罗斯听，他是下午3点的时候

来到希尔顿饭店大堂的。我们这些经历虽然当时很令人担忧，但回想起来却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对此笑个不停。接着，我们开始讨论阿克苏姆之行的具体部署。这时，

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海尔?基罗斯。不过，我并没有从他的举止里看出任何想伤害我

的迹象。相反，他态度和蔼，人也随和，很有修养，并显然把全身心都投入了推翻

埃塞俄比亚现政府的事业，除此以外，他本来丝毫没有恶意。

在谈话中，我渐渐明白了前几个月我若是来苏丹，事情将会弄得多么不可收拾。

面对海尔?基罗斯的真诚和友善，我以前的全部恐惧和担忧都显得毫无来由了，因

为我一直担心会把自己交到反政府分子手里。同样，我以前对这段旅程的一切消极

想象，此时也显得十分荒唐了。

1月12日，星期六上午，我们见到了TPLF的一位官员，我以前只知道他名叫“哈

戈斯”。他又高又瘦，脸上还有小时候患天花留下的小疤痕。他说，TPLF派他陪我

们去阿克苏姆（他就生于阿克苏姆），等我们完成工作后再和我们一起回来。目前，

他要在喀土穆为我们办理出境通行证，还要为我们租一辆汽车，供这次旅行使用。

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下午两点钟，我们又和一个住在苏丹

的厄立特里亚生意人做了一笔交易。他同意为我们提供一辆结实的“丰田”越野车，

外加一个更结实的司机，名叫泰斯法耶，还有6桶五加仑的备用燃油。虽然我每天要

付给他200美元租金，但我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是在危

险崎岖的山路上夜行，这样才不会引起埃塞俄比亚政府飞机那种令人讨厌的注意。

当时，政府的飞机白天还在被叛军控制的提格雷省上空巡逻。

第二天是1月13日，星期日；我们在黎明前离开了喀土穆。前面是绵延数百公里

的苏丹沙漠，我们的汽车正朝它飞快地驶去。我们的司机泰斯法耶的外表像个海盗，

头发卷曲，牙齿被烟草熏成了黄褐色，目光烁烁。他信心十足地驾驶着越野车，显

然对道路很熟悉。他身旁坐着他的顾问哈戈斯。爱德和我坐在后座上，彼此很少说

话。炎热的太阳渐渐升了起来，迎接着我们。

我们的车开往边境小镇卡萨拉。当天晚上，“提格雷救援协会”的一队卡车将

要从那里开往边境。我们打算加入这个车队，跟着它朝阿克苏姆方向前进。“跟着

大批汽车走会更安全些，”哈戈斯解释说，“这样可以避免出麻烦。”

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旅程，使我认识到了苏丹的景观究竟有多么沉闷空洞。四

周都是干旱贫瘠的平原，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无情的荒

野。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车外开始出现一堆堆动物干尸，有绵羊，有山羊，有

牛，而使我震惊的是，其中还有骆驼。它们都是大饥荒造成的结果，而过不了多久，

人也将在这场饥荒中饿毙。然而，苏丹政府目前甚至不让外界知道这个情况，更不

用说采取赈灾措施了。我想，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致人死命的傲慢态度，反

映了非洲这个独裁政权的冷漠和愚蠢，这个政府只追求自身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其

代价却是无数人的苦难。

但是，我过去却支持过这样的独裁政府，难道不是么？即使现在，我也几乎不

能说已经彻底割断了和它们的联系。因此，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做评判？我是谁？

有什么资格感到懊悔？我现在有什么权利去同情那些流离失所、贫困无告的人呢？

卡萨拉镇

当天下午刚过两点，我们渡过了泥沙俱下的阿特巴拉河，地点就在这条河与特

克泽河交汇处附近。我和阿克苏姆城之间的距离原先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却正在不

断地迅速缩小。想到这一点，我的确感到了几分震撼。仅仅一个月前，这段距离还

似乎是无法跨越的――它像一道既深且宽的鸿沟，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恐怖。而此刻

我居然到了这里，并且被获准亲眼目睹这些河流，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确实感到，当年那些带着约柜的希伯来移民正是沿着这些河流进入埃塞俄比

亚的。这些就是冲刷着那片蝗虫翅膀阴影下的国土的大河，就是向苏丹的干旱沙漠

倾泻而下的大河，就是与尼罗河交汇的大河，就是一路流经埃勒法坦和卢克索、流

经阿比道斯和开罗、最后汇入地中海的大河。

下午3点刚过，我们就到了卡萨拉镇。它建在一片长满古老棕榈的绿洲上，其主

要地貌特征是一块花岗岩巨石，它从地面突起，形态怪异，高出周围的平原2500多

英尺。我知道，这块风蚀的红色小山虽然看上去孑然孤立，其实是埃塞俄比亚广阔

高原的第一个露头。

我得知边境线已经很近了――就在几公里之外，不由激动地战栗着，满怀新鲜

的兴趣环顾着这个骚乱的边境小镇。我们的车正穿过小镇。显然是由于酷热，成群

的人在四处乱转，使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充满了明亮的颜色和嘈杂的人声。这里有一

群行动敏捷、头脑精明的高原人，来自阿比西尼亚，正在用山区的货物交换沙漠的

货物，和店铺的老板讨价还价；那边有个头发篷乱的牧民正骑在他的骆驼上（它在

不住地打着喷鼻），用傲慢的目光脱视着这个世界；这里有个衣衫褴楼的穆斯林圣

徒，正朝每一个向他施舍的人引躬祝福，咒骂着那些不肯施舍的人；那边有个孩子，

一边兴高采烈地尖叫，一边用一根长竿推着一个权当玩具的铁环……

哈戈斯为司机泰斯法耶指路，把我们拉到了镇子外围的一座平顶小屋前。“你

们必须留在这里，”他说，“一直要等到我们能越过边境的时候。此刻你不知道苏

丹当局会怎么做，所以你们最好是藏起来，就呆在屋子里。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谁住在这儿？”我一边下车一边问。

“这是TPLF的房子。”哈戈斯说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干净的院子里。院子四

周有几间屋子。“休息吧。你们如果能睡着的话，最好是睡上一会儿。我们夜里还

要长时间赶路呢。”

越过边境

那天下午5点钟，我们开车来到了一片尘土飞扬的宽敞空地上。地面上散落着被

宰杀的四蹄动物的残骸。一群群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四处乱飞。在腐烂的蔬菜和发

臭的动物肩胛骨之间的地面上，还有许多臭烘烘的小堆人粪。我的右边，太阳已经

落到了卡萨拉镇那块孤立的花岗岩巨石和镇子之间的天际上，如同一幅用橘红色和

青色绘成的荒诞油画。我想，这幅拼图就好像存在主义者对众生末日的幻觉。

“咱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我问哈戈斯。

“哦……那些卡车越过边境以前要在这里集合，”这位TPLF军官解释说，“咱

们可能要等上半个小时，或许一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走了。”

爱德马上下了越野车，带着三脚架和摄像机去寻找有利角度，以便拍摄卡车到

达的场面。他为电视第四频道拍摄的影片，不仅要像我对TPLF说的那样去报道宗教

问题，而且要报道提格雷省正在迅速蔓延的饥荒。

在他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便一边思索，一边四处走着，不停地赶开苍蝇，想

找个能坐的地方，好写下当天的笔记。然而，这里停尸房般的气氛却使我根本无法

集中起精神。何况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光线暗了下来，因而我已经无法写笔

记了。

空气里充满了凉意。炎热的下午过后，天气竟出人意料地寒冷。一阵强风，在

这块集合地四周被遗弃的建筑之间呼呼地吹过。人们来来往往，男男女女的身影都

仿佛来时无踪，去时无影。这时还有一群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儿童，正聚在一起，在

垃圾和骨头堆之间嬉戏，尖声地咯咯笑着，笑声里还夹杂着牛群经过这里时发出的

低呜。

后来我听见了越来越近的卡车轰鸣声，还伴随着刹车的声音。我朝发出声音的

方向回头望去，看见了卡车前灯的微光，然后是令人目眩的光束。最后，黑暗中终

于出现了梅塞迪斯大卡车的庞然身影，大约有20辆。卡车从我眼前隆隆驶过，我看

见每辆车上都装着几百袋粮食，显得异常沉重，压得卡车悬架下垂，底盘吱嘎作响。

卡车纷纷停在了空场中央，排成了几行，每行两辆或三辆。它们的数量被某些

逃出镇子的人夸大了。夜晚的空气里很快就尘烟滚滚，响彻了发动机加速时的轰鸣

声。后来，卡车队仿佛得到了信号一样（尽管没有任何信号），开始移动起来。

我连忙跑回了越野车，爱德正在那里匆忙地收抬着他的摄像器材，哈戈斯在帮

助他。接着，我们都跳上了汽车，跟在卡车尾灯后面向前开。我看到我们车轮下的

这条路上有很深的车辙；多少年来，不知曾有多少车队载着为饥民提供的粮食从这

条路上经过。而使人们忍饥挨饿的，却正是他们那个愚蠢而邪恶的政府。

我们的越野车开得很快，不久便超过了前面最后一辆卡车，接着又超过了大约

十几辆卡车。泰斯法耶显然很乐于扮演这个汽车拉力赛车手的角色。此刻他已经把

我们的车开到了车队中间。现在，我们周围全是汽车扬起的尘土和沙砾，它们形成

了一股猛烈的气团，上下翻卷着，有时会把能见度降到仅有几英尺。

我使劲瞪着眼睛，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黑夜，体验到了一种沉重而庄严的感

觉，其中还伴随着一种对命运的臣服感。我就在这条路上，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去领受命运送给我的一切。我想到：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快到7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开到了边境线，在苏丹军队的一个检查哨前停下来。

那里只有几间泥巴草舍，坐落在沟壑纵横的荒野上。几个身穿军装的人提着风灯，

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开始核对我们的文件和身份。接着，他们挥着手，让我们前面

的卡车一辆辆地开过了边境。

轮到我们的时候，一个军官命令哈戈斯下车，然后仔细地盘问他，还不断朝我

们汽车的后座这边打手势，而此刻爱德和我正在尽最大努力，不使我们的样子引起

怀疑。

我们交出了护照，那军官用手电筒把它们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突然，那军

官好像一下子对我们失去了兴趣，走到下一辆车前，去找司机的麻烦。

哈戈斯回到了越野车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有什么问题吗？”我神经质地问了一句。

“没有，根本没有。”这位TPLF军官回答说。他转身笑着对我说：“别担心，

他们不会再把爱德抓起来了。一切都顺利。咱们可以走了。”

他用提格雷语对泰斯法耶说了句什么，后者高兴地松开手问，发动了引擎。后

来，我们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境内――不过还没有进入提格雷省。我知道，我们先要

穿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控制的地区。EPLF也是反政府游击队，

成立的时间比TPLF还要早，已经为争取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战斗了将近30年，现在

（即1991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到这个目标了。我坐在车上，问哈

戈斯这两个反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密切合作，”他解释说，“不过，EPLF是为创造一个独立的厄立特里亚

国而战斗，而我们TPLF却并不寻求脱离埃塞俄比亚，只想在国内寻求建立民选的民

主政府的可能性。”

“为此你们就必须推翻门格斯图吗？”

“当然，他和他的工人党是在我们国家实现自由的主要障碍。”

我们的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其间我们根本没看见后面的车队。我们前方卡

车的尾灯突然亮了，我们赶紧刹住了车，和车队一起停在了一个像是个宽阔山谷的

地方，它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山。

“我们为什么停车？”我问哈戈斯。

“我们在等后面的车队赶上来。我们还要去接ThLF的几个士兵，他们将和我们

一起走，保卫车队。”

哈戈斯没做更多解释便下了越野车，消失在黑暗里。爱德拿起照相机和手提闪

光灯，也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我也想到：最好还是下车去伸伸腿，观察一下四周。

我下了车，外面夜间的空气像天鹅绒一样，也很凉爽。我在离汽车很近的地方

站了一会儿，仰望夜空。我看见了密布在天上的星星闪烁着微光，头顶上还有一弯

新月。我只能隐约看见附近卡车的剪影，它们的前灯现在已经关掉了。我右边是一

大片洋槐林，几乎消失在了幽暗的夜影里。再远一点的小山顶上有一块白色岩石，

反射着微弱的白光。

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暗夜。此刻，我已经能越来越多地看到身旁发生的事情了。

一群群的人面带凶相，全副武装，或者四处站着，或者蹲在地上低声交谈。我们在

苏丹境内虽然没见他们有枪，可他们现在却好像全都带着自动武器。

我对此还算有几分理解。我在停着的卡车中间穿行，不一会儿就碰到了哈戈斯，

他正和几名身穿迷彩服的TPLF士兵谈话。我走过去，吃惊地听到了AK47冲锋枪扳机

发出的金属撞击声。我心想，我要被枪毙了，现在就要被枪毙了。

可是，哈戈斯却招呼我过去，还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人。就连刚才的声音我也

判断错了：原来，那是一个正在熟练地拆枪。擦枪的士兵发出的声响。我再次为自

己心中那些自寻烦恼的恐惧感到羞愧。在动身做这次旅行以前的几个月里，这种恐

惧感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决心从此相信这些叛军――他们毕竟也奉命相信我。

我们过了好一阵才回到了公路上：我们后面的一辆卡车越过边境时轮胎被扎了，

而我们认为保持车队完整是明智的，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最终还是出发了，

又向前开了大约两个小时。

后来（我想当时不会超过夜里11点钟），我们又停了下来。虽然我不能肯定，

但我们似乎正在一块开阔地上。所有的车都排成了一队，并且都关闭了前灯。

“今天夜里我们不往前走了！”哈戈斯沉默了片刻，宣布说。

“为什么不？”我问。

“附近有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明天必须在那里呆一整天。下一个安全点离

我们太远了，天亮以前赶不到。”

说完，这位TPLF军官便抱着一支AK47冲锋枪，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