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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關于在烏魯木齊的香港記者 -- 柠檬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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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香港《明报》的一篇记者述评

转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仅供大家分析参考,不对此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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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协调不敌「大局需要」——新疆公安对待港记内幕

香港《明报》记者刘锐绍报道

香港记者最近在内地连番受到恶待,迫使新闻界和市民上街维权(採访自由和人身安全)。港府不能低调不吭声,特首不得不表态关注,亲北京人士也出面谴责,形成一种少有的「同声同气」。中联办则马上向上反映意见,并表示香港记者在内地採访会得到保障,内地欢迎香港记者前往採访,可见他们也意识到最近连串事件引起的不安,马上派定心丸。

令各方有如此反应的原因很简单。第一,这类事件如不据理力争,新闻界担心日后在内地的採访空间只会不断收缩;第二,内地公安最近使用的是过去少有的「砌生猪肉」的方法,凭空难造,如果这类做法不受遏止,或成为惯例,日后什麽事情(例如插赃)也可能发生。第三,亲北京的人士如不表态,将会与普罗大众距离愈远,所以也不能无动于衷。可见,内地公安最近的做法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公安滥权之外,还有3个深层次的思维和现实问题值得探讨。

中央也陷有令不行地步?

其一,「地方主义」、「任务主义」、「本位主义」盖过了「全局观念」、「整体需要」甚至是大局利益。

众所周知,上述3种主义在内地官场十分流行,不少地方官为了完成本身的任务,都不理会其他方面的工作是否顺利。以香港记者在成都被指「涉嫌藏毒」为例,成都政府和公安为免香港记者採访不利于他们的新闻,就不理会已公布的採访规则,还想尽方法阻挠。也就是说,中央已同意的採访措施也被地方政府扭曲,岂不是说中央也陷于有令不行的地步?

再以新疆公安殴打和扣押香港记者为例,当地政府和公安把中央政策(稳定压倒一切)奉为圣旨,但片面执行,不管中央已公开承诺的港澳记者採访条件,也不顾香港记者在遵守条件下履行工作的事实,还试图「砌生猪肉」。这反映了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在打架,也在破坏港澳工作的政策,更在伤害港澳工作部门的利益,为他们平添麻烦。这种地方主义、任务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心态不矫正,只会不断製造事端,中央不宜坐视不理。

其二,中央精神成了地方主义的保护伞,令情况更恶化。

人们会问:地方干部真的能够这样尾大不掉?真的敢视中央政策如无物,视港澳工作部门如草芥吗?我看未必。在某程度上,地方官员也是按中央精神办事,只是如何为我所用而已。

不同中央精神自我打架

从中央的角度看,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稳」,尤其是敏感地区(如新疆、西藏)的局势必须稳定。在他们眼中,香港记者的採访自由不是大于一切,新疆公安的士气比新闻自由更重要,因为北京需要他们来稳定新疆的局势。新疆消息还说,自从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和公安厅长被调走后,当地公安的情绪更为波动,这是北京更关心的问题。一些内地官员也闻香港记者被殴而喜,认为「香港记者作恶久矣」,「应得惩罚」。

所以,在香港新闻界追究记者被殴之后,新疆公安还强指香港记者「涉嫌煽动」,其后国新办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词虽然力求平衡,但也没有倾向香港新闻界。在在显示,不排除有关方面已有尚方宝剑在手。可惜,上级的精神成了保护伞,地方官员手到拿来,为我所用,胡乱臆度,有如庸医乱开方,情况反而更糟。

其三,自从香港记者在内地受「糟质」后,香港新闻界已透过中联办、港澳办等部门反映意见。应该肯定的是,他们这次反应迅速,除了马上转达意见之外,还派员到新疆协调(但以官场级别而言,实属人微言轻,有心献良策,无力挽狂澜)。相信他们也感到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止血」,也许影响更坏,对自己的工作也不利。可惜,在「大局需要」的前提下,即使香港的意见能够反映到北京去,但权衡轻重之下,还是「维稳」重要。

这就说明,不同的中央精神(「维稳」和「新闻开放」)也经常在自我打架,每当出现「特殊情况」、「特殊需要」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政策和原则都要让路,随意的习惯再度抬头。且,下级反映的意见能否有效,全不在下级,而在上级;即使身在第一线的下级比较了解情况,提出的意见比较中肯,但却经常被身在大后方的上级束之高阁,多好的建议也会弃如敝屣。这正是中国政坛上很多人的无奈独白和可哀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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