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幸好我们距离老毛时代不远，有大量当事人的纪录

以下转载自“绿洲遗老”发表在天涯的“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举步为艰，普通百姓也在煎熬中生活。

　　1959----1960年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日子，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饥饿。我们还在重庆时就已感受到了饥饿，粮食定量从32斤下降到28斤，本已不够，更何况油水欠缺，所以学生们更是吃不饱。来到试验站的第一吨饭是连锅面，就是先炒洋芋条再加水煮的汤面，我香香地吃完一碗，还想吃又怕超了定量，正犹豫不决时，炊事员颜永元（就业，青海人，揪的尕面片是一绝，炒小锅菜尚可），把我的碗拿去又添了一碗。刘佳如告诉我：“我们吃面条不定量，可以多吃。”这在当时，实在是天大的福音。但好景不长，到了1960年秋就不行了，干部的定量从28斤减为24斤，到冬天最少时减少到19斤，一直到1962年底才恢复到28斤。粮食定量下降，加之油水全无，生活已成保命。

　　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确是有争论。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写”墓碑”的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不公布，怕是永远也弄不清。现在的年轻人，既不明真相，又憨态可嘉，硬说没有死过人，还说是右派，反动派在污蔑。作为过来人，作为亲历大灾大难的人，我敢负责任的说：”就是饿死过人。”我更认同杨继绳先生他们的分析。我可怜这些无知的小娃娃。

　　反之，如果没有饿死人,没有饿死上千万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保密。历来我们都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讲三年自然灾害,那是给老天爷背黑锅,给谁背黑锅都不能给老天爷背黑锅啊!六十岁的人都知道饿死了很多人这件事,只是不堪回首而已!林彪说得好: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我也并非要讲什么仇恨，而是要尊重历史，是对不幸去世者和遗属们的哀悼和记念。下面写的就是我在农场的亲历。

　　那时粮食定量，许多人吃不饱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糠，吃野菜，树皮，饿死人的情形．一些主要食品，物资凭票供应．过粮食关时，首先是死犯人。犯人既要干活又吃不饱，大量的犯人因营养不足而得浮肿病。浮肿病的实质就是营养不足，尤其是缺少蛋白质。黄黄的浮肿的脸,有人那种脸蛋肿的发光了,那就是浮肿病的晚期了,接下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人就会象一棵枯草那样一下就死了.。刚开始时还把得浮肿病的人送到医院的营养队，去了就灌糊糊，还能救活一些。到后来不堪其多，只能留在各单位自己解决。无粮可吃，更无从补充营养。到了六零年冬天德令哈农场的犯人就大量死亡。当时每天每个大队都要死十个、二三十个，犯人医院死的更多，我们估计死亡人数应在千数，约占犯人、就业的五分之一。的有时出工和收工的人数不一样，死在劳动的田里了，开始井卫还问问，久了也不问了。死了挖坑一埋，立个木牌就算完事，后来连做标记的木板都紧张。总场场部东南的荒滩上就有大量的这种坟。可时间一长，风沙又大，几经风雨之后，小坟头平了，木牌牌也荡然无存，只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小木牌没了，犯人家属，特别是一些复查平反了的家属来农场找寻亲人，人没有了，连尸骨也找不着。为此，他们没少到中央、省上告劳改局、告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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