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20) -- 江南水

再啰嗦一点《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朝时期从古墓中挖掘出的史料，种种迹象表明这份史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编纂的，是研究战国时代魏国历史的绝好材料，历代都相当重视他的史料价值，三家注的《史记》就大量引用这份史料。

可惜，那些本来就不完整的竹简，后来也失传了，现在流行的《竹书纪年》，不过是从古人的只言片语中摘录出来，重新编辑的。

吴起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当时楚国的领导人是楚悼王。因为这个时候吴起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成名人物了，楚悼王也省略了考察期，直接重用。（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

谈一下这个“相”，大多数人都把他当作名词“丞相”，我认为这并不妥当。“相”固然是个名词，但是在古汉语中他还有动词“帮助、辅佐”的意思。

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个“相”出现在某人前，即“相某人”，如果此人不是国君，可以理解为“以某人为丞相”，如果是“某人为相”那就更加一目了然了，他就是丞相。

如果“相”出现在某个诸侯国或某个国君前，应该理解为，帮助这个国家或国君。

在楚国，吴起展现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华，政治才华。

通俗说，吴起也在楚国变法了。

战国时代的变法大同小异，以后再慢慢细说。

通过吴起的变法，楚国陡然又焕发了青春，向南向北大力扩张。

我说过，法家是一把刀，是杀死旧体制的刀，旧体制中的得利者不会情愿这个体制就这么被杀死了，他们也拿起了刀。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

这些人的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直奔吴起而来。

颇有古惑仔街头火拼的神韵。

楚国不愧是蛮夷之地，愣是把细腻的政治斗争，整成了街头暴力。

看着来势汹汹的人群，吴起知道，楚国就是他的最后一个服务对象了。

面对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吴起没有束手待毙，而是飞奔到楚悼王遗体旁。

吴起来到楚悼王遗体旁后，把身体伏在楚悼王的遗体上。

楚国的贵族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管不顾的把如蝗的利箭射向吴起。

吴起固然成了刺猬，可怜的楚悼王，他的遗体也遭受了池鱼之殃。

看到吴起的如此下场，不少人都感慨，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一说到变法，人们的脑海中迅速就会出现两大对立的集团，主张变法的改革派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改革派自然是英雄，失败了的改革者也是悲情英雄，保守派相对应的就成了坏蛋，那些反对变法成功的保守者更是大坏蛋。

如果是写小说或者是剧本这么做无可厚非，没有人物的对立冲突，就没有戏剧性，也就没有了吸引力，但是，事实比小说和影视剧复杂的多。

单纯说个人的好坏，改革者中也有不好的人，吴起的个人品德就很难说好；保守者中也有好人，司马光的个人道德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改革派也罢，保守派也罢，他们所斗争的焦点是利益，改革者主张变法是想通过变法来获取利益（或者为公或者为私），保守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要保护拿在自己手中的利益（不一定就是个人私利），跟个人道德没什么关系。

吴起以军事获得荣耀，以政治完成悲剧，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惊叹号。

当时的楚国应该没人关心成了刺猬的吴起，但是他们不能不管早就躺在那里的楚悼王啊。

等到楚悼王的葬礼举行完毕后，这些追杀吴起的楚国贵族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楚王的遗体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都是不可以用来练习射术的，利箭射向他的遗体就等于射向他活着时候的本人，这罪名就不用多说了。

那个时候，箭上都有个人或家族的姓名或标志。

这个也好理解，战场上，利箭如飞蝗一样射向对方，战后打扫战场的时候，你说是你射死的，我说是我射死的，到底是谁射死的，那就看一下尸体上箭的姓名或标志，一目了然，谁也别啰嗦。

循着射中楚悼王遗体上利箭这个线索，楚国一下就处决了七十多个家族，吴起也算为自己出了“半口恶气”，报了“半箭之仇”，毕竟射在他身上的箭，要远远多于射在楚悼王遗体上的箭。

显然，这是吴起临死前就设好的陷阱。

不用自己废话半句，就能够让部分仇人付出血的代价，并且还不需要变成厉鬼，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例。

吴起虽然很技巧的报复了部分仇人，但他还是失败者。

说他失败并不是说他死的惨烈，而是他死后楚国基本上又恢复了旧时的容颜。

吴起的一番折腾只是给楚国做了一个低级的化妆，随着吴起的惨死，这层脂粉也随之铅华洗尽。

后来的商鞅死得更惨烈，但没人说他是失败者，因为商鞅死后，他的政治依旧活着。

政治家，只要他的政治还活着，他就没有死！

吴起的失败，有人归结于楚国保守势力的强大。

这个结论正确得令人发指，但是看上去总有一点“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的味道。

在我看来，吴起固然是败给了楚国强大的保守势力，但是他更是败给了时间，他在楚国的时间太短了，最多七年。

按照《韩非子·和氏》的说法，“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也就是说吴起的改革只在楚国实行了一年。

考虑到《韩非子》不是历史书籍，那时候的诸子在自己的文章中常常很夸张的用词（也是中国特色），这个“期年”应该不是确指，只是为了说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短暂。

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法家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改革只是让既得利益集团感受到了切肤之痛，而新的利益集团尚未完全得利，甚至尚未形成，这种改革看上去就是一无是处。

吴起死后，旧集团反攻倒算也就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吴起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时，不到七年的时间，也不足以让那些受损的旧集团中的人从肉体上消失，这也是吴起遭到大规模围剿的重要原因。

时间，让吴起既保证不了自己的政治成果，也保证不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吴起知道二十几年后，一个叫商鞅的人在秦国大获成功，估计他只能感叹自己没有商鞅的运气。

再看看商鞅，商鞅能够在秦国取得成功，有种种原因，这个以后再说。单纯跟吴起相比，商鞅拥有令吴起垂涎的运气，时间站在他这一边。

商鞅在秦国行政了二十多年，时间保证了商鞅在秦国的巨大成功，也奠定了商鞅的历史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政治家的朋友，也是他的敌人。

说一下吴起这个人吧。

从人的角度来说，吴起算不上一个好人，他只是一个过分专注于成功的人，一个“贪”字足以概括他的为人。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吴起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虽然在楚国的变法没有取得辉煌的成功，但是短时间内还是让楚国焕发了青春，后来六国合纵，楚国基本上都是合纵长（盟主），不能说没有吴起的功劳。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一部《吴起兵法》就说明了一切，不用再啰嗦了。

魏武侯乘船在黄河上漂流的时候，大力赞扬黄河天险，把黄河天险当成了魏国的宝贝。而吴起却劝说魏武侯，最大的宝贝是道德，没有道德就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天险。

政治人物的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竟然可以是截然不同的！

吴起的离去并没有给魏国带来什么不能承受的后果，在吴起离开的日子里，魏国依旧是南征北战，依旧是胜多负少，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还是那道亮丽的风景。

在两代优秀领导人的带领下，魏国成为当时诸侯中的弄潮儿，精力充沛，生机勃勃。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隐约显出了新一代霸主的气象。

然而，魏武侯一个不大不小的漏洞，却泄尽了魏国的无限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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