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还在想，关于当日运动无法复制的问题并未有清晰的解释。

有了这篇补，就完整多了

看到这句话，想起之前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些讨论。我自己可能因为出生农村的缘故，一直都坚信若能给与足够的信息和保障，那么大部分个体都能基于经验和智识做出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或选择（所以从来不敢说能代表他人发声，呵呵）。对这样一种话语权或文化解释权的垄断，想到的一些其他问题是：

1. 这种垄断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共就文化方面在不同阶段（从反抗者到统治者）的不同表现或不同策略，是否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历史周期律？

2. 这种垄断有何利弊？在现今这样一个专业化分工程度极高的工业或信息社会，是不是这样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最有效率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3. 如果说知识分子或代表公权力/资本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垄断导致了多数民众的失声，使得他们被迫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公权力在其中应当有何作为？我一直以为政治制度从其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中介关系，它必须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提供互相流通的渠道，如果统治阶级或曰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恐惧或控制名额等其他理由封闭了这样的渠道，那么我们可以想见某种新的“TG”必然会在沉默的大多数人中出现。在某一时期掌握公权力的团体必须能够让民众进入政治体系成为其的一个有机部分，让他们有地方或有资源去合法地发声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然，群众的呼声终将是粗暴的。

4. 这种垄断是否是我们现在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在文化方面的表现而已？

有一本小书叫做《言论自由的反讽》，不知道怪兄读过没有，算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制度否定之否定思考的一个成果。作者认为，除了管制者的角色，政府还可以担当配给者的角色，通过一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例如公共资金的分配），来使得一部分弱势的声音“彰显”，达到维护强健的全面的公共辩论的目的。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拨款或政策倾斜，如为图书馆购书，等等，来促进信息的公平获取或弱势言论的公布。如果说当日的下乡行动因为世易时移，已经不可复制的话，那么至少希望政府能够偶尔从管制者的身份中跳出来，多考虑些配给者或服务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