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深圳的小故事(一)-典翁打书记 -- 福塞斯

老深圳的小故事（四）-偷渡、偷渡

这个题材沉重而巨大，本不应我来在此写出，但深圳傻瓜故事还要一番酝酿，用此篇先顶一下。我没有系统地查阅相关的资料，不想在因果、数量、细节方面展开此话题，只是转述一下接触过的同志对当年偷渡的印象。

从宝安县中英边界偷渡香港，大概是是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份开始，到七十年代末，由于香港产业发展，劳动力奇缺，社会对偷渡者容纳较快，港英政府也对此现象持宽容的态度，偷渡现象出现大规模的井喷。一时宝安县各级政府机构均以反偷渡为第一要务，据说，时宝安县委书记为广东省少见的副厅局级，就是为了便于随时协调当地的团级驻军单位而设。

据闻，偷渡线路主要分水、旱两条。水路应该在现世界之窗的位置或靠西一点为主，这里离对岸直线距离较近，水流、海潮较为温和，是多数偷渡者的首选，也是丧生人数最多的地方。我的一个老上级曾任职于福田公社武装部，回忆起当年，感叹，退潮后在海滩出现的一排排的尸体连打过仗的人都不禁唏嘘。旱路是事先穿过梧桐山，潜伏下来，钻边防军巡逻的空子，找到破损的铁丝网，爬到那边的沙头角地域。这个路线需要较高的技术含量，多数为了解情况且不会水的、宝安东部客家人士所采纳。

偷渡的结果有三，成功皆大欢喜，到达香港，很容易找到工作糊

口，香港有亲友接应的更佳。或进厂打工，最不济的经短期培训，暂时做一下装修工、地盘工助手开始新的生活，由于内地与港地收入差达100倍以上，人生甚至家庭的命运随之一变。未成功被抓捕的，关押、教育，后由其单位、街道派人领出（仅指上世纪七十年代），本地土著因大家都有出逃者，彼此无所谓，并不极大地影响其后的前途，在关押期间由于有人照应，苦也受得不多；外地出逃者的命运，我现在还无从得知，大家可以想像。还有就是偷渡丧生者，大多身份无法确定，草草掩埋、焚化了事。特区创建之初，外地干部最不适应的一件事就是苍蝇极多且猖獗，言是湖南、广西、江西猪仓处理死掉的家禽所至，当时外来人以为然。

偷渡成功者，有组织、有策划者不在话下，如马思聪等，但要有金钱、名望或其他价值。外来人失败比率甚高。设想，连日奔波到达边境地区，在准备期间要随时躲避无数种盘查、监视，行动开始的时候物质储备（食品、装备）已所剩无几，体能储备差不多耗尽，除精力、运道极好者，失败在所难免。

而本地宝安土著的出逃成功率则很高，原因是准备充分，接应及时。我的俩位本地籍同事，一高一矮，酒酣之际必阔论其当年惊险历程。高的走的是旱路，对梧桐山的道路、台风时盐田与深圳气候的迥异、军犬的种类和喜好、铁丝网的摆设、如何在被射击前投降、倒地如何避打等等如数家珍；矮的走的是水路，改造离边境16公里的自家鱼塘，深达1.7米，每日勤奋苦练泅水，如能轻松游够若干来回，等于海上的游距，即可准备行动（淡水浮力小于海水）。且他们在县城、港地皆有亲属，只要有些好运气，成功可期。

宝安县边境大规模的偷渡现象和出逃者的尸体极度地刺激了省、中央的决策人物，直接促成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实施，自此，古老而饱受苦难的民族命运开始转变，走到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路子上来。

我认为，正是这些偷渡者，用自己的身躯、性命奋力一搏，主观上为改变自己贫穷、苦难的生活，追求个人和家庭更好的境地，实际在客观上打破了政治教条给我们国家设立的封闭铁窗，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如今，共和国已迈入世界强国之列，深圳已成为繁荣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那些为了追求富足、美好生活而搏浪一击，最终倒在路上的人们，假如他们的魂魄流荡在深圳花团锦簇的道路，玉厦林立的广场，心里绝不全是辛酸和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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