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翻译]缉凶分部 -- 马伯庸

在1984年，尸体仍旧不断出现，仿佛象是在嘲弄那些以为已经把整个案子解决了的人。在1月10日，一个在罗斯托夫机场附近溜狗的人发现了一具女孩子的尸体：尸体全身赤裸，半藏在灌木丛中，被白雪和腐烂的叶子所覆盖，她陈尸的地点距离六个月前发现以瑞娜•顿恩科娃尸体的地点只有一百五十五英尺远。

当米克黑尔•费提索夫从当地民警局那里收到报告后，立刻命令他们保护现场，直接他的调查组赶到。当他到达那里后，他可以看到这一名受害者仅仅死去一天――在那期间无论是卡列尼科还是切普金都还被羁押在监狱里。仅仅24小时，时间和自然风化并不足以抹掉凶手暴怒的痕迹。一把刀切掉了她的鼻子和上嘴唇，然后从脖颈开始割开了她的衣服和她的身体。她的胸部、脖子和小腹至少有三十处刀伤，一些很浅，一些很深。但是她的伤口和以前在罗斯托夫树林中发现的尸体有两点不同：她的眼睛完好无损，而且她左手戴着戒指的手指被切掉了。搜寻人员在现场距离尸体不远处找到一枚廉价的金属戒指。 在现场附近的泥地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大足印。无论这脚印是谁的，他至少有双十三号的鞋子。

调查者还在受害者的衣服上发现了精液和血迹。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接受检验。

费提索夫带来了几只警犬。它们先闻遍了整个现场，然后扭头将民警们带着一路朝北跑去，一直来到一个叫莱斯尼切夫的林中小村。这个村子只有六、七所房子，里面住的是负责在国家林场采伐的工人。探员们挨家挨户搜查，一些居民说昨天下午他们听到来自森林里很模糊的呼喊。 没人想过要去报警。 森林里到处都是小流氓和闲人，经常发出奇怪的声音。

费提索夫的调查人员很幸运，如果受害者带着身份证，那已经没有了；但他们在她的口袋里找到一张罗斯托夫公共汽车站的行李寄存凭条，公共汽车站距离凶案现场有三公里远。很快她的行李就提供了关于她的准确信息：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十八岁，来自于罗斯托夫乡下的兹洛塔亚乌卡村。

在公共汽车站，他们取得了另外一个突破。在这个车站，民警局有常驻人员；他们拥有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有椅子、电话和沙发，办公室的位置就在候车室旁边。民警在这里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驱赶那些企图在候车室里过夜的人。在她死之前的几个晚上――警方已经确认是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曾经三次被警方驱逐。在其中一次，娜塔娅是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是附近罗斯贴麦什拖拉机厂的一名工人。

得到这些资料后，民警局立刻用他们特有的“填空式”语言风格总结出了一份受害者档案：“工作：无；学历：无；酗酒；居无定所；患有淋病；不正当性生活。” 报告所用的“不正当”是一个苏联通用的负面词汇。一个违反了交通规则的司机是“不正当”的；一个未达到预期产量的工厂是“不正当”的；一个随便与人上床的女性是性生活“不正当”。与之相反的，一些正确的事情则被称为是“正当”的。

罗斯贴麦什拖拉机厂的那名工人已经被调查清楚了，他和娜塔娅在上学时候就认识，到现在已经有七年了。他们的学校是在塞米卡拉科斯基市，位于罗斯托夫市东北六十公里的地方。他说他与娜塔娅在2月6日、7日和八日连续三天时间都在公共汽车站碰面。但是他住在工厂宿舍里，他没地方带她去过夜。不过这对娜塔娅来说没什么，他们就躲在小巷道和门廊里做爱；她就这么在户外――差不多是在街上――满足了他的性要求。

但是他在2月9日那晚有不在场证明。从娜塔娅最后一次被警察驱逐出公共汽车站到她的尸体被发现期间，都有目击者证明他在工厂或者宿舍里。

法医检验报告提供了三条新线索：她被通过性途径传播的寄生虫感染过；她的胃里有没消化过的食物；她的体内没有精液。费提索夫的手下猜想娜塔娅可能在车站与凶手碰面，然后被他骗去享受一顿免费的东西吃；他的精液残留在她的衣物上。他很可能曾经找过医生或者药剂师去治疗寄生虫或者淋病。他们开始检查当地诊所与药店的记录。他们也将她的照片贴在公共汽车站。但是没人见过她和什么人在一起过，也没有药剂师曾经在2月9日卖过抗寄生虫药膏给任何人。所有在罗斯托夫诊所接受过性病治疗的人都拥有不在场证明。

初步调查还得出了另外一条线索。娜塔娅曾经有一位女性密友，奥拉•库普瑞娜。在1982年8月，奥拉与娜塔娅曾经一同前往塞米卡拉科斯基市，娜塔娅打算在那里的一所音乐学校注册。但是在返程的时候，奥拉再没出现。娜塔娅跟别人说她估计奥拉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不过她不清楚。自从1982年后，她的家乡就再没人看到过奥拉。

根本不需要多想就能知道，奥拉很可能就是那几具身体未定的尸体之一。民警局已经让一位艺术家基于那些头骨轮廓来绘制了死者画像。他们重新比照着奥拉的照片来检查那些画像，立刻有一幅画像被挑了出来。然后他们又调查了奥拉的牙医记录，也完全与在1982年10月在卡扎奇•拉格雅发现的第二具“窄林谋杀”尸体吻合。

奥拉•库普瑞娜的经历和娜塔娅差不多一样悲惨。自从她辍学以后，邻居回忆说，来拜访她的男孩子和男人川流不息。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那个老妇人才不会去向民警局报告她女儿的失踪。奥拉的家人没有一个知道她是怎么跑到卡扎奇•拉格雅附近的。他们猜测也许她是和那里的士兵有什么交易。

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之间的关系让“窄林谋杀案” 里的受害者之间第一次有了关联。但是悬而未决的疑问仍旧在增加。是否是同时认识她们两个的人杀害了她们俩？吕波芙•比尤卡和其他受害者是否也是他杀的？为什么在后来发现的几具尸体上开始有精液被发现？是否是因为尸体被发现的太快了，而且又是在冬季，所以没有象以前的受害者尸体一样因为腐烂或者大雨而令精斑消失；还是说，这是一个新杀手的特点？当娜塔娅被杀的时候，卡列尼科与切普金全都在监狱里，这是否意味着存在着第三个杀手？或者，他们两个是无辜的么？有没有可能全部这些窄林谋杀是同一个人所为？

仍旧在处理卡列尼科案的维克多•鲍洛科夫仔细研究了关于娜塔娅的案情报告，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在窄林谋杀的早期模式中，受害者基本都是女孩子或者男孩子，比如吕波芙•比尤卡、奥拉•斯托马奇诺科、伊万•古德科夫；每一个人都有至少一个负责监护的成人；他们都是在执行一些无辜的任务途中失踪的。但维拉•沙伍昆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却不同，在法律上她们都已经算是青年人了。库普瑞娜虽然北害时只有十六岁，但体形相当成熟。她们都差不多算是准卖淫女。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未被鉴识出的受害者存在。鲍洛科夫了解她们的种类。

所有在警察局工作过的民警都了解象她们一样的女人类型。俄国的火车和汽车站对她们最有吸引力。在一个只有极少数特权阶层才拥有自己汽车的国度，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每天使用的是火车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大部分人通过车站上下班、去城市市场购物，或者去度假。这些俄国人有两个共同点：一，他们口袋里都有钱；二，他们都来去匆匆；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当作容身之地，那是俄国境内唯一可以凭含糊借口就能日夜闲逛的暖和地方；第三种人则是小偷、拉皮条的和骗子，专门瞄准前两种人。他们就好像是鲨鱼，在茫茫人海里选择自己的目标，捕食，然后很快溜走。

在夏季的周六，象罗斯托夫这样的大型火车站里，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犯罪团伙在搞诈骗活动。通常来说，会有一个小男孩――如果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则更好――支起一张折叠式的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叠编好号的票，还有一枚六面骰子。她先是卖票，几卢布一张，然后邀请周围围观的人去扔骰子。 开始的几轮赌注并不大，但随后当一个参与者脸开始涨红的时候，骗局就开始了：两个人首先会投出相同的点数，不得不继续下赌注以求赢得最后胜利。当然，第二个人其实是骗子集团的一员，他装作是围观者之一来参加赌博；他穿着很破落，也许样子看上去对自己过高估计的傻气年轻人。他的“妻子”会出现并恳求他不要继续赌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在这个游戏里，如果一个人出的赌注无法和对手一样多，那么他就算输了。但这个看起来很穷的参与者却总能从口袋里奇迹般地掏出比另外一个参与者赌注要多的钞票来。很快，女孩子就会收起小桌子，离开车站，和她的同伙见面并分钱。至于那个被骗的人，如果他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的话，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设法找到这伙在火车站徘徊的骗子，并交来民警逮捕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二是赶他自己那班前往伏尔加格勒的火车，希望没有人发现他是多么的愚蠢。而受害人总是选择后者。

俄国的妓女们也在车站活动，但是这些妓女级别很低，不象她们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的年轻漂亮的同行们一样可以贿赂门房进入旅行宾馆，去找那些可以赚到美元、西德马克或者日元的顾客。车站里的女人们有着干枯的头发，瘦弱身躯以及疲惫的双眼。她们每晚要接五或者十个客人，只有几个卢布的酬劳；如果她们的客人有车，那将是很幸运的事，因为车子可以给他们提供暂时性的容身之处。

在车站里的社会最底层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理论上来说，苏联没有流浪者也没有失业。法律要求政府给每一个公民一份工作和一个居住场所――虽然可能很差劲。它要求每一位公民都随身携带着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上面列着他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如果一名民警发现一个人

没有携带这两份证件，按照标准程序这个人将会被送往收容所。事实上，这些收容所和监狱毫无二致，完全由民警局的人作守卫。他们在收容所被羁押三十日后，会被分配到一份在集体农场的田间工作。有些人不断在这个系统里循环，离开农场，回到车站。他们中的男性靠捡酒瓶子卖给酒摊儿为生；而他们中的女性，比如象娜塔娅•沙罗比尼娜这样的，则可能会为了半瓶伏特加、一顿热饭或者一个暖和的栖身之地而和男人们勾搭。有些时候，她们会成为一些骗子手下的牺牲品，因为那些人往往比她们更强壮，更聪明或者更残酷。鲍洛科夫很同情他们。最近他经常发现，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和他并不同，他们的双亲酗酒、争吵或者两者兼有。不过鲍洛科夫还觉得有点嫌恶，因为根据他的想法，这些家伙是引发犯罪的诱因之一。

通过调查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案子，鲍洛科夫越发怀疑那个来自古科夫低智儿童寄宿学校的男孩与窄林谋杀之间能有什么关系。他不认为尤里•卡列尼科，还有米克黑尔•切普金，能够胜任骗子这个角色。无论那两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至少他们并不狡诈。另外，鲍洛科夫还在其他探员的谋杀现场报告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假设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曾经在指头上戴了一枚戒指，然后凶手为了获取戒指而将她那根指头砍下来；这枚戒指是在尸体旁边发现的，金属质地，黄色，只值一两个卢布。 鲍洛科夫怀疑凶手是否会为了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而去砍掉受害者的手指。他想可能还有第二枚戒指，并且因为某种原因而变得很有价值。也许这戒指是凶手给她的，也许这戒指上刻着他的姓名首字母。

在1984年早些时候，基于这一想法，鲍洛科夫有了一些时间来调查他的这一怀疑。尤里•卡列尼科刚刚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瑟伯斯基研究所去做一个精神检查，以便确认他是否有合法资格出庭受审，以及是否能够被判刑。这让鲍洛科夫一个休息的机会，一直以来他对卡列尼科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反复盘问，试图确定当前几名受害者死亡之时卡列尼科身在何处，试图找出他的朋友里可能属于黑帮成员的证据――很多探员相信自从卡列尼科被捕后，就是这些家伙仍旧持续在犯罪。

鲍洛科夫调来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然后亲自前往位于祖洛塔耶维卡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一个饲养家畜的集体农场旁边，到处都是歪歪斜斜的房屋，还有一条泥泞肮脏的小路贯穿其间，鹅和鸡在草丛里啄食。在这里，女性极易衰老，从女孩子变成母亲，再由母亲变成祖母，完成这一转变的时候她们往往只有四十岁。她们变的又粗又壮，牙齿上套着牙籀，灰白色的头发上裹着方头巾，肥胖的腿上套着沾满了泥泞的胶皮靴。当鲍洛科夫的车子进入村子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妇女站在战争纪念碑旁，等候着运送面包的卡车抵达面包店。当卡车抵达后，她们就簇拥过去站成一排，一边等待一边大声闲聊，就好像村子里的那些鸡与鹅一样吵闹。

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妈妈戈理娜•邦德任科和她的邻居差不多，矮小粗壮，有一张干枯褪色的圆脸；她头戴方头巾，穿的袜子很厚，指甲里全是泥土，走起路来速度很慢。娜塔娅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她才十九岁。戈理娜和娜塔娅的父亲的婚姻生活并不愉快，他们在娜塔娅三岁那年就离婚了。

当被问起为什么婚姻失败时，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在俄国农村，有着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导致离婚：戈理娜用她的食指在脖子上弹了弹――这是俄国人表示“酗酒”的手势。他酗酒无度，他们经常吵架；然后他就殴打她，接着继续喝。

在娜塔娅五岁那年，戈理娜再婚。但是她的第一个丈夫仍旧不时出现，喝的酩酊大醉，恳求她带他回来。戈理娜说他对他的女儿娜塔娅特别的好，从来舍不得打她。后来他就去了罗斯托夫，也再度结婚。

戈理娜的第二个丈夫一直努力想做个好继父，于是那段时间娜塔娅过的生活和普通孩子一样。她在学校里学习不错，而且还学了手风琴。但当她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便开始变的反叛。 有可能这是因为她童年时后的记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将会变成那些在面包店前排队的农妇中的一员。

她开始随心所欲，母亲和女儿开始吵架。娜塔娅十三岁那年就和男孩子一起出去，有时候甚至在外面过夜。当她刚从七年级毕业的时候，她怀孕了。她母亲说服她去堕了胎。她别无选择，她必须完成八年级的课程。从那以后，娜塔娅很少再跟她母亲说话，她拒绝说出是哪一个男孩导致她怀孕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杀了我。”她告诉她母亲。

一年之后，当娜塔娅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刚刚离婚的男子迷上了她。据戈理娜回忆，那时候娜塔娅很有吸引力，她的脸很平，不过却有着十足女性的身材。她还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但她还是辍学并搬到她情人的家里去住，然后再度怀孕。她又一次堕了胎。她的情人和她父亲一样，嗜好酗酒。很快他们就分手了，她去了塞米卡拉科斯基投奔她的阿姨，在那里她偶尔会去一个罐头工厂工作。 她也试过和如今在罗斯托夫的父亲一起生活，但她父亲现在的妻子不喜欢她，每隔几天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去一次。

在1982年，娜塔娅十六岁，她宣布要去一所塞米卡拉科斯基市的音乐学校注册，去学习专业手风琴演奏。她和奥拉•库普瑞娜一起去塞米卡拉科斯基市就是在那时候。但是音乐学校的校长不在市里，于是她没有注册，她也没再去试第二次。1982年底，她决定去罗斯托夫的一间无轨电车驾驶学校。这就是她失踪前打算要去的地方――或者说是她妈妈以为她打算要去的地方。

她的左手上是否戴着戒指？鲍洛科夫问。

是的，戈理娜回答，她在新年时候就注意到了。不过她不知道是谁给娜塔娅的，她猜想也许是罗斯托夫的某一个人。

谁是她的男朋友？鲍洛科夫问。

她男朋友太多了。戈理娜回答。

这一点为随后的调查所证实。当鲍洛科夫和当地民警开始检查祖洛塔耶维卡及其附近村落的男性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没跟奥拉•库普瑞娜、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或者她们两个发生过性关系的男子。最值得怀疑的娜塔娅的前爱人在二月九日那天有不在场证明，没有人承认曾经给过娜塔娅一枚她妈妈曾经看到过的戒指。

鲍洛科夫让当地民警继续完成对娜塔娅那些爱人们的调查，自己则失望地返回了罗斯托夫。这案子里的线索太多了，以致警方日以继夜地调查却仍旧徒劳无功。在新沙克提斯科市的笔迹鉴定专家仍旧在地区人事档案中寻找与“黑猫”明信片匹配的笔迹。其他人则继续在完成对老色鬼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调查。 现在更多人的人正在辛苦解析这个为了好处而与无数人睡过觉的十八岁忧郁女孩的性生活。而鲍洛科夫自己则还有一大堆工作摆在眼前，他得弄清楚一群低智男孩的行为。 他觉得这一切工作都无法让他们哪怕接近凶手一步。他另有想法：一个带着刀子的狂暴男子。

3月11日，铁路工人在靠近沙克提市的轨道附近树林中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刚刚从融化的冬雪中显露出来，已经彻底腐烂了。它很可能从去年夏季就一直躺在这里，民警无法识别其身份。但法医在尸体眼窝和肋骨处都发现了刀伤痕迹。这是自1982年夏季以外在树林中发现的第十三具尸体。

费提索夫下令动用警犬对曾经发现过尸体的每一处公园、灌木丛进行彻查。在4月22日，警犬在罗斯托夫飞行员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一名十四岁的女性；发现尸体的地点是在一处米格21战斗机纪念碑附近的稠密灌木丛中，距离娜塔娅•沙罗比尼娜和瑞娜•顿恩科娃被害的现场只有一公里远。冬季的严寒与积雪让尸体保存完好，尸体的伤口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了凶手的作为。他用刀子撕扯下了被害者的阴道大部、子宫和膀胱。不过，他却没碰她的眼睛。

尸体半裸，民警通过衣服口袋里的纸片确定了其身份: 玛塔•瑞雅班科，四十四岁，有时候是一名卡拉塞•阿斯凯工厂的一名工人；有时候是一名经常在罗斯托夫被收容的酒精中毒者。 她的出身很好，她祖父曾经是一名将军。但自从他死后，整个家庭就陷入困境。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去工厂上班是在2月22日。

基于她的作风，调查员在表上填入：“不正当性生活。”

她的外套上留有精液痕迹，费提索夫命令他们送去实验室去做鉴定。

根据凶手可能会回到犯罪现场的理论，费提索夫还安排了一名便衣在米格21附近监视这一区域。很快，这名便衣就带回来一名叫尼古拉•拜斯科斯基的嫌疑人。

拜斯科斯基就住在飞机场附近，工作是包裹搬运工。他喝得醉醺醺地去上班，然后他碰到一名妇女并叫她一起到公园里去喝一杯。

这就是拜斯科斯基被捕时他正在做的事。他带了一个女人来到瑞雅班科尸体被发现的区域，还与她开怀畅饮。当她喝的酩酊大醉，他就把她剥光放到冰冷的地面上，接着和她交媾。当这一切结束后，那名女子神情呆滞地躺在地上，拜斯科斯基则站起来去商店买了另外一瓶酒回来。当他返回的时候，便衣认为他并不打算拔出刀子。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将两个人都带回了警局。那名女子被投入专门关押醉酒者的箱槽里，而拜斯科斯基则被带去一间拘役室。令守卫尴尬的是，那个女人到了以后，穿好衣服接着就消失了。费提索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尼科夫参与了对拜斯科斯基的审讯，几乎立刻就得到了重大进展。拜斯科斯基承认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是他杀害的。

对于维克多•鲍洛科夫来说，他立刻就觉得这很可能又是一起因恐惧和迷惑而被迫作出的错误招供。他很确定拜斯科斯基不会是“窄林谋杀”的凶手。拜斯科斯基的工作让他没办法在这一地区四处活动；凶手应该是有一份经常需要出差的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允许他经常缺席。鲍洛科夫相信，凶手不会跟他的受害者一起喝酒，也不会和她们进行正常的交媾；他也肯定不会干掉另外一瓶酒后把受害者留到树林里匆忙离去。

但是鲍洛科夫的疑问只是助长了罗斯托夫民警的怨恨。有好几名部门领导，包括费提索夫的上司帕维•车涅谢夫副部长已经把兴趣投诸于“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的案子。车涅谢夫本人并没有参与对卡列尼科、切普金和拜斯科斯基的审讯，也没有看过他们的现场重现试验。他阅读了报告，报告指出越来越棘手的窄林谋杀案可以很快被解决了。对于坚持认为卡列尼科和切普金是凶手的车涅谢夫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拜斯科斯基的招供是件好事。如果他确实是杀害•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凶手，那么对于“卡列尼科-切普金团伙”案是没有影响的。就在玛塔•瑞雅班科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切普金就以谋杀马克夫的罪名被正式起诉。现在如果撤销起诉，那等于自承其短，让人颜面无光。在苏联官僚系统里，那还不如避免承认错误的好。

车涅谢夫与克列尼科夫最初是以强奸的罪名将拜斯科斯基关押起来，因为他在和他的女性朋友交媾前用酒精令其神智不清。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给调查部门更多时间。以便于去寻找他杀害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的证据。

鲍洛科夫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在民警局的“窄林谋杀案”例行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坚信卡列尼科和却普金与窄林谋杀无关。他说，凶手仍旧逍遥法外，证据就是沙罗比尼亚和瑞雅班科的被杀；那个古科夫男孩的案子和拜斯科斯基案的缺陷亦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鲍洛科夫的这番话，车涅谢夫的回应极其冷淡。鲍洛科夫暗自想，他也许只是单纯不想听到与之相左的意见罢了。鲍洛科夫愤愤地离开了房间，估计自己很快就会从这个案子里调走。但是那并没有发生，鲍洛科夫想也许是费提索夫从中斡旋的关系。

然而民警局调查人员的分歧却是无法挽回的。一部分人相信早期的一系列谋杀是卡列尼科与切普金所为；另一部分人则坚信这只是个不幸的错误。

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的法医实验室对玛塔•瑞雅班科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身上残留的精液进行了细致分析。精液种类的分析既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样本状况。象窄林谋杀这样的案件，精液有可能遗留在树林里一个月或者更久。因此还是要靠分析者的技术。在只拥有一种显微镜和几个试管――这些东西可以在随便一所普通美国高中化学实验室里找到――的技术装备下，分析者必须做出判断：那些抗原细胞对于抗体的反应气泡是否明确无误地聚拢在镜头之下。而这判断将会用于最终的分析报告。

蕾迪雅•亚麦琳娜博士，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法医实验室的主管，发现民警局送来的精液样本很难予以精确分析，这让她感觉到很大压力。在调查会议上，她表示她无法确定精液样本究竟是属于A型还是AB型。检测显示出了A型抗体反应，但是也有微弱的B型抗体反应。针对精液型号的可能性，她递交了一份让人灰心丧气的冗长报告：有可能受害者的汗水或者唾液被混入了精液样本；也有可能有不止一名罪犯，他们的分泌物混合到了一起。

亚麦琳娜博士模棱两可的报告让调查人员们觉得沮丧。莫斯科的官员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插手这件案子的调查。根据他们的建议，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向一位罗斯托夫地区以外的专家寻求帮助：斯威特拉娜•古图瓦雅博士，莫斯科卫生部法医局生化试验室的主管。

古图瓦雅博士飞往罗斯托夫采集样本，并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于对罗斯托夫保管精液样本的措施进行评估。她是位温和端庄的女性，戴一副眼睛，亮棕色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她在莫斯科河畔的一间破旧建筑里工作。她的实验室工作范围很广，从法医业务到亲子血缘鉴定，甚至包括鉴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现的遗骸是否属于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亲属。古图瓦雅博士提交意见的时候显得非常确定， 她在分析精液样本的时候后表示，他们属于AB型。而尼克来•拜斯科斯基则是O型血，所以针对他的怀疑完全地崩溃了。

凶手仍旧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