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商君】说战国（二） -- 履虎尾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这番议论，出自曹魏时李康的《运命论》。李康的这段话如果换成现代语言就简练得多了，那就是“时势造英雄”不过五个字罢了。
商君是战国初期人，活动于战国时期，话商君，必须首先要说说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剧烈变革时期。商鞅的变法之所以成功，自然也不违背“时代造英雄”这一规律。换言之，不是商君们推动了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而是社会变革时期在造就着变法的俊杰——商君。
然而，关于战国，却觉得有点儿不好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因为，关于战国时期的方方面面，前人已经把话差不多都说尽了。
上世纪初，唯物主义史观传入中国，造成了二十世纪史学论坛的空前繁荣。史学先辈们为了探讨“落后”的原因，寻找“振兴”的出路，在十余个问题上进行了苦苦地争辩。由于其中的五个问题特别著名，因此被戏称为史学讨论的“五朵金花”。
号称“五朵金花”的五个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形成问题”。
其中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又是“五朵金花”中最璀璨的一朵。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论战，形成了号称“三论五说”的八种观点。
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杨宽等人的战国封建论；尚钺、何兹全、王仲荦等人的魏晋封建论，是为“三论”。
李亚农、唐兰等人的春秋封建说；夏甄陶、金景芳等人的秦统一封建说；侯外庐等人的西汉封建说；周谷城等人的东汉封建说；梁作干等人的东晋封建说，是为“五说”。
“三论五说” 观点多达八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其实不过是郭范两家。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观点，由于被编入了中学教材而为多数少年学生所了解。范文澜先生的“西周封建论”则更为攻读史学的学子所服膺。郭范两家一斗就是数十年，难分王后卢前，以至于老人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中也不得不含糊其辞曰：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今日回首再看，不管是“三论五说”也好，“五朵金花”也罢，前辈们所持观点或有胶柱鼓瑟之嫌，但是，他们的研究讨论，确实极有裨益。通过他们的研究整理争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诸多问题于是乎都已考究清楚，为我们后学弟子铺好了台阶。以至于俺今日“说战国”，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此路不同，便另辟蹊径。富贵闲人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曾嬉笑言道：“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有明遗民顾炎武氏在《日知录周未风俗》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顾炎武虽不懂唯物史观，但是，顾炎武凭借着敏锐的感觉，发现了春秋战国之间的六点显著不同：其一，对礼和信的遵重与否；其二，对周天子的尊奉与否；其三，对祭祀聘享制度的执行与否；其四，饮宴时继续赋诗与否；其五，宗姓氏族的讲究与否；其六，周天子的讣告策命之能够下达与否。
这六点，顾炎武先生看的极为准确细致，因此当代的通史讲到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社会大转变时，差不多都要引用上这一段。履虎尾的“说战国”呢，就拾取顾氏余唾，慢慢的从这六个问题聊起吧——
【话商君】说战国（三）——关于“尊礼重信”（上）【话商君】说战国（四）——关于“尊礼重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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