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末边事春秋1 前朝往事不可追 -- 秦大路

明 末 边 事 春 秋

秦大路

3、君庙策居正，我治军居奇

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庙策与细务，只有完美的交互在一起，契合在一起，国家机器、政治体制和军事系统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稳态、活力和刚性。国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军事系统，如果要表现出这种稳态和刚性，须在宏观上有能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善为庙策之士建立战略决策，而在具体实施时，则必须要深入细致，要保证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和部件都能完好运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体上的实力。进而言之，如果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出现了衰退老化问题，往往不是一两个环节运转不良，而有可能是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细节各个枝节都出现了问题。明朝末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都出了“疲弱”综合症。

每当我们分析明朝末期历史时，会发现明朝末年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的体现是腐败无孔不入，已经潜入到帝国上上下下各个组织和细胞里。从金字塔塔顶的皇族、文官、宦官集团，到中层官僚，再至直接面向底层的行政办事人员，无官不腐，无吏不贪。这不是高层喊几句口号、写几次上疏能解决的了的，用套话讲，这是“专制制度的痼疾”。再比如明亡时明军的战斗力低下、野战能力薄弱等问题，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固然与身为军队高级长官的督师、总兵领导力有关，也与都司、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百总等大大小小的中下级军官组织和指挥素质有关，更与每名兵卒的习性、精神面貌、战术素养有关。

所以，如果要挽救明王朝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不仅要从庙策上下功夫，而且要从微观环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加强和补救。否则，任何战略决策在具体实施时遇到阻力，不能在细节上产生效力，必然会造成战略决策本身的反复。明亡时，各种方略是并不缺少的。清朝《四库全书》里收集了海量的明朝的上疏建议，卷帙浩繁，从中看出各种方略当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其实并非当时的方略本身有重大失误，而是方略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才临时抱佛脚，不断修改。

明末的边事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细节都出现了问题，才使得明朝在军事上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就难度而言，治理微观环节远比提出宏观决策要艰巨。而在明末以前的张居正主政、戚继光驻守蓟镇期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复苏和重振的迹象。我们假设以张居正和戚继光等人做为明末文官武将的先师，应该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们就让后来这些无为无计的庙堂之臣和屡战屡败的败军之将们看看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些老师们是怎么做的。

边事方面，张居正在战略层面采取了非常务实灵活的手段。我们知道，俺答封贡中，张居正属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被御史言官们指责为，与“敌虏”封贡互市，“有损我大明天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始终积极推动朝廷达成俺答封贡。北部边陲四十多年的的和平便由此而来，其间再也没有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这样的事件。而在东虏问题上，他始终拒绝和土蛮部议和，屡次命李成梁严阵以待，如有土蛮犯境，坚决出击予以歼灭。后来李成梁屡立战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在蓟镇方面，由于蓟镇是北京的大门，京畿防卫要冲，所以他令戚继光以防御为主，这使得戚继光镇蓟十六年战功不显。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张居正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只能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灵活的实用主义者。反观明末时，朝臣朋党纷争，处于党系利益，主战派从不言和，主攻派从不言守。而袁崇焕既战守，又言和，灵活处置不同情势，反而成了他后来千古冤案的罪状之一。这不能不令人叹息。

张居正当朝时军队系统中贪污、冒饷、虚员等十分普遍。张居正认为边事中“足边足食”至为关键。足边即兵力完备，兵源充足，杜绝虚员抵充。当军队中有大量虚员时，军队的兵力数量只是纸上的，而实际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这种虚耗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足食”即保证军饷兵粮充裕，不被冒领。他认为“足食乃足兵之本”，为此，张居正积极的推动清查虚饷和恢复屯政。做为当朝阁臣，张居正关心细节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诸如叛乱部落首领的个性，修建长城空心敌台的详细尺寸规格，军队的训练成绩，每名边兵每日粮食的消耗，及单兵粮食运输的成本，等等。张居正为边事付出了很大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

张居正在选用守边的将才方面也慧眼独具。他力排朝中腐儒清流的议论，积极支持镇守蓟辽的总督谭伦、总兵戚继光，和镇守辽东的李成梁。特别是戚继光，在治军、训练、谋划方面，更是一位从宏观大局到精微细节，悉心到极致的帅才。

隆庆三年（1569），戚继光以总理衔节制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督率十二路兵马。后转为蓟州总兵（大路按：明朝更重视蓟镇防守，特地调继光专守蓟镇，从总理三镇到一镇总兵，似乎级别降了些，继光怏怏不乐了好大一阵子）。其时蓟州驻守兵卒大都来自河北本地，军纪涣散，士气低下，虽有慷慨古风之表，实为外强中干。这些兵卒被戚继光戏称为“木强”。谭纶、戚继光等多次建议只以燕赵本地兵做为守军，而进攻外敌时以招募的南军为主。戚继光根据兵源的不同提出了“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南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在与南方倭寇的多年战役中培养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戚继光抗击倭寇时主要依靠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招募的士兵。所以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募兵为主的南兵军纪最好，战斗力最强，而来自卫所和边镇的北兵由于积习难除，战斗力反而最低。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朝廷只允许戚继光募来的三千浙兵参与蓟镇防务。一日，戚继光的三千浙兵在城外待命，适逢天降大雨，但这三千士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令边军大为惊骇。可见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在于军纪和训练，而不取决于兵源所在地的民风是否强悍。而明末时袁崇焕在家乡招募的三千广东兵勇，虽后来大都在辽东战死，但其战斗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惜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明末得到推广。纵观明朝以来的中国军史，最强的几支军队无不是从建军治军开始发韧，以无比严明的纪律和无比高昂的士气，不断壮大，后来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战力。例如戚继光的戚家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的红军，莫不如此。向使没有戚继光招募南勇，何以屡败倭寇？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红军将与“旧军阀的部队”没有区别。

戚继光的治军之严，谋划之精，很多史书里都有介绍，大路这里无需多言。戚继光通过良好的组织和战术训练保证军队整体的战斗力。而这种整体战斗力是必须要在军队的微观环节，即每一位兵卒身上体现出来。

我们今天看来，戚继光是一位颇具近代化特征的军事将领，完全超越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戚继光主导建立了强大的车、骑、步合成部队。特别是车营，以火器为主，初步具备近现代军队中装甲兵部队的某些特点。戚继光指出：“虏之长技在冲突”，即蒙古军的特长在于高速灵活的机动力，他采用的御敌办法是“大都车步骑三者具备，而相与为用”，意思是把车兵，步兵，骑兵，并相互配合使用。以车营作为营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火器的长处。 戚继光创建的这种军队建制和作战方式后来在明末时被孙承宗继承，孙承宗曾利用车营在与清军的作战中获得一些战果，并有不少这方面的军事著述。

隆庆六年（1572年）冬，戚继光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指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参与的军力为十六万，历时二十余天。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演练车、骑、步三军协同配合作战的大规模作战能力，演习规模之大、军容之盛、历时之长，为历代之冠，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这次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⒍?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不仅仅是一位注重细节的职业军人，而且，他已经从早期的抗倭名将成长为一位具备大规模战役指挥能力的帅才。根据明末诸次主要战役的失败教训，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指挥失当，也就是说，明朝后期始终缺乏一位象戚继光一样具备指挥战略决战能力的指挥官。比如三路丧师的萨尔浒战役和后来的松山战役，明军虽然兵力上超过清军，但指挥官的素质却与兵力和战役的规模成反比。这容易令人联想到四十年代的国共相争时期，解放军将领里有林彪和粟裕这样的指挥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杰出人才，而国民党却始终缺乏一位优秀的战区指挥官。当然，明末较大战役中表现出的主帅无能，虽与个人能力素质有关，但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那样制度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军事家。

戚继光在蓟镇期间，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长城沿线建造大量空心敌台。戚继光修建空心敌台的策略有相当的创意。这种空心敌台外观类似于民间的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顶部可用来远眺敌情，下部可容纳百余名劲卒，空心敌台之间通过火炮狼烟等互为通信。远敌来犯时，短时间内整个沿长城的防线可做出迅速反应，“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 史称“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从此以后，“蓟自是称雄镇，而东西虏相戒不敢犯矣”。只可惜到了明末，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卫系统形同虚设，没有被当时的守军发挥作用，被满情屡屡突破防线，直迫京畿，令人拒腕慨叹。

做为一名军人，戚继光非常渴望与敌虏进行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但由于张居正的主要策略以防御为主，戚继光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戚继光治边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正如张居正诗中所言，“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 不错，从隆庆时期到万历早期，北部边事的稳定，与前方兵将的奋力守边，及朝堂庙算的精心筹划都息息相关。可惜这种将相同心的局面，在明王朝的后期历史中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张居正虽然长期倚重戚继光，却没有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继光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唯一遗憾。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死后受到万历帝的清算。而戚继光，则在万历十五年的冬日里郁郁而终。张居正和戚继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宝贵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下来。明亡时明朝饱偿丧师辱国之耻，其根源之一即在这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